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世界了解中國、中國文化缺乏法治基因、健康城鎮化、文化多樣性、網絡反恐立法、新常態核心特征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金燦榮：了解中國是全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的挑戰】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指出，一般來說，任何時候準確地認識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確認識當下迅速變化的中國尤其不容易。夸張一點說，正確認識中國，真正了解中國，可能是全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的挑戰。
了解中國很難，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國是個轉型國家，新老問題并存。第二，中國的發展層次多，問題的性質復雜。第三，文化傳播的規律是弱勢學習強勢，而文化的傳播強弱一般是由國家發達程度決定的，今天的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人家沒有學習了解的動力。第四，社會科學對中國的解釋比我們歷史上老話語系統的解釋要好，但是面對中國這樣龐大而復雜的存在，其解釋能力還不夠。第五，西方比較了解中國的精英人士有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等，過去由于中國地位弱，他們在西方影響也不大。第六，在20世紀的中國政治史中，激進主義比例太大，在思想史中，偏激思想比例太大，結果是誤導自己，誤導國人，誤導國際社會。第七，中國的知識精英是研究中國、解釋中國的關鍵群體，但是這個群體經常受到“權、錢、洋、俗”等多種因素的干擾，從而影響了其研究的質量和解釋的效力。
摘編自《北京日報》
【謝國明：中國文化缺乏法治基因，變通大于規范】
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謝國明撰文指出，現代法治來自西方，強調規范。法律是一個社會全體成員必須普遍遵守的行為規范。法律所提供的行為準則對所有公民都是適用的，不允許有法律規定之外的特殊和沒有法律依據的變通。而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強調通權達變，不知變通就是迂腐。
中國最成熟的處世之道是“外圓內方”。有人說，中國人的腦袋是“圓”的，一切都可以變通。不知變通的西方人的腦袋是“方”的，定下規矩之后不敢越雷池半步。變通有弊亦有利。良法是善治之前提?，F在有些法律遠遠沒有達到良法標準，未能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不夠科學嚴謹，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者心目中有一種變通觀念。法律的公信力來自于不可動搖的普遍效力。培育法治基因，必須遏制“變通”思維，真正尊重遵守法律規范?！半S意執法”“選擇性執法”“傾向性執法”，傷害的是法律公信力。
摘編自《人民論壇》
【仇保興：堅守健康城鎮化不犯底線錯誤】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撰文指出， 實現健康城鎮化要抓住關鍵的底線，而這些底線是由具有兩類特征的決策錯誤所決定的。即剛性錯誤和惡性循環。只要不犯這兩類“底線錯誤”，城鎮化健康發展就基本可以保證。用這兩類特征來衡量城鎮化遠期發展的底線，歸納起來可有五類：第一類底線，必須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第二類底線，城市和農村互補協調發展； 第三類底線，緊湊式的城鎮空間密度；第四類底線，防止出現空城；第五類底線：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
摘編自《人民政協報》
【鄒廣文：以文化多樣性平衡單一的資本與市場邏輯】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鄒廣文指出，要注意把握文化個性與普遍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合理張力。人類的現代化實踐推進了全球文化的交流和溝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產和消費的本土性，因為人類需要結構的差異性和理想欲求的豐富性，只能由文化的多樣性來表達和滿足。文化的恒常價值常常是滲透于文化多樣性之中的，因此我們必須以文化多樣性來抵抗、糾正、平衡單一的資本與市場邏輯，不能讓現代化、工業化以及物質的增長取代文化的進步、精神的富有。唯如此，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理想才可能真正實現。
摘編自《人民論壇》
【張立偉：網絡反恐立法需要解決的難題】
張立偉互聯網上的恐怖活動所具有的隱蔽性、擴散性、低成本、分散性、傳播速度快、目標不確定性等特征，使得制定相關反制立法和應對措施更為困難。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打擊網絡恐怖主義存在著一系列難題,這些難題需要在將來的網絡反恐立法中著力解決。要科學界定網絡恐怖主義及網絡恐怖活動、明確相關責任主體、處理好打擊網絡恐怖主義與保障人權的關系、開展網絡反恐的國際合作。
在我國的反恐立法中，有必要對于打擊互聯網恐怖活動作出專門規定。在我國的互聯網立法方面，也可以專門出臺應對網絡恐怖主義的相關制度規則。
摘編自《學習時報》
【李偉：新常態最核心的特征是增長動力的新舊接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李偉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首先，人口快速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峰值已過，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目前我國人工成本已經明顯高于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國，與墨西哥等基本相當，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開始向外轉移。其次，過去推動生產率提升主要靠兩個途徑，一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部門，特別是制造業；二是通過引進外部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快速突破。
目前，這兩個途徑的作用都明顯減弱，農業剩余勞動力空間已經不大，轉移速度和規模都明顯收縮。同時隨著我國技術的長足進步，部分領域接近國際技術前沿，一些核心技術對方采取嚴格控制難以直接引進，未來生產率提高主要依靠產業內部競爭升級和自我創新。第三，過去經濟發展受資源環境的約束小，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原有發展模式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快速凸顯，粗放型、破壞環境資源的發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隨著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清新空氣、清潔水質和良好工作居住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順應人民需求，提供生態產品，走綠色低碳發展之路勢在必行。新的發展條件下，供給和需求都發生明顯變化，約束條件不同以往，這些都意味著原來的增長動力必須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要真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正從要素驅動的增長向創新驅動增長轉變。新常態下經濟發展能否順利邁向更高階段、更高水平，關鍵在于新舊動力能否順利平穩接續。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ü饷骶W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