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芳遠、吳健：職業的法律話語需要實現社會化轉變】

　　吉林大學刁芳遠、中國刑事警察學院吳健表示，職業的法律話語需要實現社會化轉變。形成法律職業共同體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只有法律人信守共同的價值理念，法律才能統一適用，司法公正才有可能實現。我國于2002年開始實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為法律職業設置了嚴格的準入制度，多年來，不斷壯大的法律職業群體已經成為法治建設的有力推動者和司法品質的重要保證人。但這種高度的職業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法律話語的專業化和法律運行的高成本化，這與我國當前多層次和多面向的法律需求之間存在緊張。經濟發達地區的司法需求不斷擴大，有限的司法資源和司法能力難以承受。我國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法治成果證明，法律職業的專門化是必要的過程也是必然的趨勢，法律職業者必須要背負起法治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因此，根本問題在于，如何實現職業法律話語的社會化。如果職業的法律話語長期游離于民眾的深層意識，就會失去社會的信任和理解，導致人們傾向于采取各種法外救濟途徑維護權益，降低法律規則整合社會秩序的作用。因此，人們對法律話語的熱烈推崇是職業法律話語社會化的歷史機遇。在這場職業話語和大眾話語的知識博弈中，法律語言的獨白性和抽象性要求法律人具備優良的專業能力，正義感受的個體性和差異性又要求法律人表現出出色的溝通藝術。所以，遵守法律框架，兼顧社會效果，是職業法律話語社會化的價值宗旨；增強法律程序的公開透明，提高司法判決的論證說理，是職業法律話語社會化的具體措施。與此同時，法律話語也要尊重鄉土社會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

　　摘編自《光明日報》

　　【楊振武：“增信釋疑、凝心聚力的橋梁紐帶”是對外傳播的最終目的】

　　人民日報社社長楊振武表示，當前，中國的發展正處于快速上升期和深刻轉型期，有木秀于林的驕傲，也有風必摧之的煩惱；有長風破浪的自信，也有不進則退的憂患。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發展，有關注也有猜疑，有誤讀也有誤導。之所以如此，有文化差異的原因，也有意識形態的較量。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傲慢論”“中國掠奪論”“中國不負責任論”“中國搭便車論”“中國崩潰論”等論調不絕于耳，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偏見更是屢見不鮮。出現輿論雜音噪音的地方，正是對外轉播應該著重用力之處。

　　“增信釋疑、凝心聚力的橋梁紐帶”，這是習近平同志在對外傳播上提出的新要求、新定位。在我們的對外傳播實踐中，這應該成為需要秉持的基本理念、需要傳遞的基本價值和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

　　摘編自《人民日報》

　　【胡偉：標本兼治形成從嚴治黨新常態】

　　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市社聯副主席胡偉認為，全面從嚴治黨，需要有正確的戰略策略。從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入手，打虎拍蠅，先以治標贏得民心、樹立信心，為治本贏得時間，同時在制度建設上跟進，把治標與治本有機統一起來，最終實現標本兼治，固本培元，形成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新常態，這個路徑無疑是正確的。如果說強力“打虎”更加具有治標的色彩，那么加強制度建設，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則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長期的、根本的任務。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要本著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則制定新的法規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規制度、廢止不適應的法規制度，努力形成全面從嚴治黨系統完備的制度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新形勢下從嚴治黨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使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這一重要論述，為全面從嚴治黨指明了根本方向。鏟除不良作風和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規制度。制度治黨，不能搞牛欄關貓，必須扎緊制度的籠子，同時還要使制度真正運轉起來，形成制度執行的強大推力，為全面從嚴治黨奠定制度新常態的堅實基礎。

　　摘編自《文匯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