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時性：服務群眾熱情周到，扶危濟困務實高效

　　城市生活的快節奏，需要社會服務的快速度。網格化管理著眼于城市居民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需求，注重運用信息化手段拓展服務渠道，務實高效為市民群眾服務。九龍湖鎮九龍湖村建立的“平安微網格綜治微服務”微信公眾服務平臺，使每一名群眾成為網格員，每一部手機是信息終端，村民足不出戶，動動手機，通過微信平臺，即時與村委會聯系溝通，既解決了河道清淤、鄰里糾紛等問題，又為九龍湖風景區的游客提供了便利。同時，去城里打工的該村年輕人，通過微信平臺方便經常與家人聯系，既看見了家鄉美景，也記住了鄉愁。微信平臺的建立，使“24小時村委會”為村民提供了零距離、無時差服務，真正成為老百姓平安生活的“守夜人”。調研時一位村治調主任、網格長講述道，2014年暑期接到了一位女士電話，稱女兒“失聯”后，立即通過“平安e通”協助家長報案、尋找線索、動員學生查QQ號、去電信局查手機號，很快就找到了女孩外出會網友的線索。又如，80多歲的獨居老人鄭阿婆，外出倒垃圾時不慎摔倒，住在同一社區的網格志愿者發現后打了120電話，使得老人及時被送往附近醫院救治，當網格長獲知此事后，隨即聯系老人子女，并且自己還隨即趕去醫院照顧老人。

　　包容性：不同人群和睦相處，不同民族和諧共生

　　鎮海區有戶籍人口22.5萬人，外來流動人口30萬人，是典型的“人口倒掛”城市。外來流動人口的涌入，既促進了城市建設發展，又加劇了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等矛盾，給城市社會治理帶來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在鎮海，既有來自周邊省份的經商、務工、服務等人員，也有來自維吾爾族、回族等少數民族經商人員，還有來自國外不同膚色的求學、經商等人員。因此，必須加強網格化管理，推進基層治理的現代化，使不同省份、不同民族、不同國籍的外來人員和睦相處、融洽生活，發揮城市建設生力軍、社會治理參與者的作用。蛟川街道一名來自四川廬州的網格員，放棄原先的企業工作，做起了月收入較低的外來人員專管員工作，注冊“他鄉有講吧”，成立“老王幫幫團”，熱情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糾紛，不僅與外來人員真誠交流，而且與市民建立起信任，被群眾親切地稱呼為“老娘舅大石頭老六”（方言，意指舅舅在家庭事務上說話有份量）。

　　當外來人員遇到困難時，鎮海的干部、群眾會熱情幫助。比如，當得知一戶外來移民家庭家中的小女兒突發病毒性腦炎但無錢醫治，網格員第一時間入戶走訪并如實向村干部反映了情況后，村黨支部及時組織村干部和社工自愿捐助1.9萬多元，調研時愛心捐助活動仍在繼續進行。

　　交互性：借助優秀人文資源，凝聚社會治理力量

　　鎮海是“寧波幫”的故里，涌現出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的包玉剛、邵逸夫等100多位甬商和28位鎮海籍“兩院”院士。這些名人巨子創業成才的精神，彰顯了本土文化氣息，對城市社會治理有著獨特的作用。街道、鄉鎮組織開展德治、法治教育的同時，還組織市民群眾參觀“寧波幫”博物館，包玉剛、邵逸夫故居等，激發和凝聚市民群眾熱愛家鄉、建設城市、參與社會治理的精神力量。一些街道、村鎮、社區，運用網格、微信等開設“道德講堂” “平安講堂”，用當地方言講述身邊的道德故事，提升市民群眾的道德水平；一些退休黨員、教師組建的“和好屋”“大阿姐”等調解組織，調處化解矛盾糾紛，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有些市民群眾義務組成夜間打更隊開展巡邏，維護社會秩序和社區安寧；一些街道、村鎮搭建起“和諧家園共建理事會”“和美家園促進議事會”，在解決民生訴求、收集社會民意、加強村務管理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年多來，鎮海區網格化管理的工作實踐，創新了社會治理方式，轉變了干部作風，密切了干群關系，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取得顯著成效。2014年，全區網格化管理受理群眾信息6200件，幫助服務群眾約22000人次，化解矛盾糾紛4536件，較2013年，治安案件發案數同比下降8%，群眾信訪同比下降11.6%，涉法涉訴信訪同比下降17.6%，維護了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構建了城市發展的良好環境。

　　進一步深化網格化管理的對策建議

　　網格化是黨委、政府管理社會、服務群眾的載體和平臺，是黨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直通車”“連心橋”，在社會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為繼續深化、推進網格化在創新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特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重視面對面做群眾思想工作。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以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為主要任務，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群眾工作是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新形勢下推進改革發展的基礎性工作。在當前社會矛盾多發疊加、社會風險明顯增多、群眾利益需求多樣的背景下，基層社會治理既要充分發揮好網格化信息的作用，也要重視以面對面、心交心的方式做好群眾思想工作，累積和鞏固好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