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率先舉起反法西斯戰爭旗幟

——專訪軍事科學院原軍史所研究員、抗戰組組長岳思平

記者 鄭蔚

　　今天是7月7日。78年前的這一天，“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中華兒女包括全國各族人民、港澳臺同胞與海外僑胞共同進行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偉大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人民率先舉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旗幟，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抗日戰爭還成為一場推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進程的戰爭，成為中華民族由衰落走向復興的偉大轉折點。

　　中國抗戰打響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

　　文匯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點燃了世界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把戰火，打破了一戰后歐美列強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亞洲形成東方戰爭策源地。當時的英美等國雖然不滿日本獨霸中國東北，但并沒有認識到這是世界法西斯戰爭的一次戰爭蠢動，而認為僅是中日兩國的沖突。對此您怎么看？

　　岳思平：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問題，長期以來中外史學界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一直以1939年德國法西斯入侵波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起點。近年來，很多中國的專家學者從中國戰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有機聯系出發，把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明確提出，應把標志著日軍全面侵華戰爭的“盧溝橋事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世界東方爆發的起點。這一共識對于客觀公正地評價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先后于1937年和1939年分別在東西方爆發，即作為一個整體的一場大戰具有兩個爆發點，似乎在邏輯上有點不通。認真剖析一下二戰的歷程，我們應當可以得出新的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沿著由局部戰爭到全面戰爭的軌跡發展的。1931年，日本法西斯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的局部抗戰由此開始，并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7年，日本法西斯又挑起了“盧溝橋事變”，由局部侵華戰爭演變為全面侵華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首先在東方爆發。1939年，德國法西斯突襲波蘭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展開。1941年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二戰演變成全球規模的戰爭。

　　從戰爭的性質來看，以1936年德、日法西斯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和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為標志，法西斯國家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因此，在此期間及其以后，無論法西斯軸心的哪個國家向哪個鄰國發動侵略戰爭，都應被視為世界大戰的開始。日本法西斯為了實施“南進”或“北進”、進而獨霸中國、稱霸亞太的戰略，采取“中間突破”的方針，首先將在中國的局部戰爭推向全面戰爭，這已經成為日、德、意法西斯軸心國實施全球侵略計劃的先決條件和重要組成部分，這難道還不應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嗎？

　　1939年9月，德軍入侵波蘭時，中國已經獨立進行了8年抗戰；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中國獨立抗戰已持續了10年之久。在這10年里，中國是東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戰場。在長達14年的抗戰中，中國軍隊共斃傷俘日軍約150余萬人，占日軍在二戰中傷亡總數的70%以上。日本戰敗后，向中國投降的日軍共128萬余人，超過其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各島的日軍投降人數總和，占當時日軍海外投降總兵力的50%以上。

　　中國不僅打響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而且付出了巨大民族犧牲，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以上，約占二戰中各國傷亡人數總和的三分之一。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樹立了以弱勝強的光輝范例，為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冊的歷史貢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戰最后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文匯報：臨近全國抗戰紀念日，關于抗戰中的國共兩黨的地位和作用，您是怎么看的？

　　岳思平：我們的分析還是要從事實出發，首先要問一個問題：日軍是如何從沈陽柳條湖打到北平盧溝橋和上海虹橋機場的？大片的國土是如何丟失的？“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只有一個師團加上退伍軍人和警察，總共只有2萬人，卻戰勝了十多萬人（一說近20萬人）的東北軍，侵占了130余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這難道全是張學良一個人的責任嗎？之后，日本帝國主義又制造了淞滬“一·二八事變”、1935年的“華北事變”，盡管中國軍隊前線的愛國官兵浴血奮戰，進行了第一次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和綏遠抗戰，但由于蔣介石國民黨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和“實際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在日寇入侵之時，仍集重兵圍剿紅軍，卻與日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一個個喪權辱國的協定。即使在“盧溝橋事變”后的一個月，即1937年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會議和國防聯席會議上仍希望以“長城為疆界”為代價，求得與日妥協。

　　而中國共產黨則派出楊靖宇、趙一曼、趙尚志等一批黨員干部，或參與東北義勇軍工作，或創建東北地區的抗日游擊隊，推動著中國局部抗戰的進程。

　　當然，在全國抗戰時期的戰略防御階段，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抗戰是比較積極的。對蔣介石發表的“廬山談話”，毛澤東給予了積極的評價：“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中共的七大政治報告也指出：“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

　　這一戰略階段，八路軍取得了平型關戰役的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太原會戰中，國共兩黨的軍隊配合默契，先后取得了雁北關和陽明堡等戰役的勝利。八路軍、新四軍與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共同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和“3個月滅亡中國”的企圖。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均參與了太原會戰的戰役指導等，中共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地下黨員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臺兒莊一戰的勝利來之不易，在那里沖鋒陷陣的第2集團軍騎兵連長劉蘭齋也是中共黨員。但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全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軍開始集中關內58%-75%的日軍和90%-100%的偽軍，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掃蕩和“清鄉”、“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同時又對國民政府進行了代號為“桐工作”的誘降。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又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并制造了“晉西事變”和“皖南事變”，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抗戰史上極為痛惜的一頁。在戰略相持階段，盡管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取得了昆侖關大捷和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并組成了遠征軍直接抗擊日軍對緬甸的進攻，支援了英緬軍的作戰，將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直接聯系在一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由于其長期的軍事消極防御與政治腐敗，在戰略反攻階段，又造成了豫湘桂作戰的大潰敗，正面戰場損失中國軍隊60多萬人，丟失大小城市146座、空軍基地7個，喪失國土20多萬平方公里，使6000萬同胞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

　　中國抗戰勝利，是國共兩黨兩軍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努力的程度有所不同。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具有對日抗戰和妥協的兩面性，我們認為在中國局部抗戰階段，其妥協的一面是主要的；在全國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發揮了主力軍和主戰場的作用。全國抗戰期間，蔣介石、國民黨及其政府、軍隊抗戰的一面是主要的，是堅持抗戰到底的，為全國抗戰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我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不僅推動局部抗戰進程，而且決定著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即全國抗戰中、后期）的進程與最后勝利的結局，成為中國抗戰最后勝利的決定性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