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拉開日本侵略者全面侵略中國的黑暗序幕。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全民族抗戰爆發78周年。在這個特殊時間節點，光明網邀請到了抗日名將、國民革命軍29軍副軍長佟麟閣將軍之子佟兵，請他講述佟麟閣將軍的生平事跡以及在盧溝橋事變中的英雄壯舉，帶我們重新審視那段歷史，紀念勝利，珍視和平。

　　自小立志報國

　　我父親佟麟閣20歲從軍以后跟著馮玉祥先生轉戰幾十年，一直是馮先生的忠實部下，在各個戰場上屢立戰功。靠著自身努力，實現了從士兵到軍長，從士兵到將軍的過程。他從小就被灌輸了中國歷史上一直受帝國主義迫害，八國聯軍進北京等等這些事情。他就覺得中國特別弱，老受外國人欺凌。他當時在滿清的縣衙里頭工作，知道社會的黑暗，所以就想如何做能夠報效國家。后來剛好馮玉祥將軍到河北省招兵，他就參軍了。所以幾十年一直參軍戰斗，立了好多戰功。馮玉祥和閻錫山聯合抗蔣，張學良帶東北軍進關，結果西北軍徹底失敗，僅僅剩下宋哲元、韓復榘、孫連仲、趙登禹、張自忠等人，殘余的部隊沒多少，后來改編成了29軍。當時宋哲元將軍是軍長，我父親在29軍掛名，當中將參議。

　　后來日本滅亡中國之心一直沒有滅，長城抗戰以后，日軍已經進關，在北京駐入軍隊，經常挑釁，當時老百姓的抗日情緒非常高漲。1935年，宋先生覺得時局險惡，想培養干部訓練軍隊、招兵買馬，就想請我父親出山。可我父親那會對他有一些看法就沒有出來，因為我父親對華北政務委員會有看法。張自忠、趙登禹、馮治安、劉汝明，跟我父親都是馮先生的部下，后來他們聯袂上香山請我父親出來，幫忙訓練軍隊，幫著宋先生搞搞軍事。當時我父親覺得，老百姓抗日情緒非常高，報國時機有了，將來肯定要和日本人打戰，就出來了，擔任了29軍副軍長兼軍事教導團團長、大學生訓練班的主任。當時招了一批來自北京、天津甚至還有海外的學生，大概1500多人，組織他們接受軍事訓練。除了管軍事訓練和商量軍事，其他政治的事，他不太參加。在我的記憶里頭，我父親非常孝順，每天上班必然要到祖父祖母屋里去告別。每個禮拜六禮拜日休息的時候，坐車回家，必然先到父母那去問候。父母有病，親侍湯，非常孝順。非常疼愛孩子，從來沒有打過我們，但是對我們教導十分嚴格，家里非常樸素，經常給我們講，要以誠懇的態度做人，以負責的態度任事，還有就是“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吃飯的時候掉飯粒、碗里有飯粒都要挨批的。尤其是在學校，要是和同學打架惹事，都是責備自己的孩子，絕對不讓仗勢欺人。

　　誓死保衛家園

　　1936年，西安事變，張學良把蔣介石給扣了，要求蔣介石放棄剿共聯合抗戰，緩和了國共關系。那會時局比較緊張，日本經常挑釁，在城外經常演習。七七事變那天，日軍聲稱在宛平縣盧溝橋丟了一士兵，要求開城檢查，37師馮治安的一個團和其發生沖突，最后就打起來了。宋先生是抗日英雄，名震天下，他當然不愿當漢奸，直接和日本人對抗，他又覺得確實沒這個力量，武器裝備都不行。同時，蔣介石又擠兌他，當時雖然咱們叫中華民國了，實際上還是各據一方，華北就是宋哲元。他有他的考慮，一打仗軍隊一完就什么都完了。但是當漢奸，宋絕對不當，那怎么辦呢？就想著怎么能夠和解最好，這樣可以保存實力，頂多做點讓步。其他高級將領也有這種想法，但是我父親沒有這種想法，所以我父親在軍事會議就表態了——“中日之戰不可避免，29軍首當其沖，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系于個人來講是小事，系于國家民族來講是非常大的事。所以現在國家有難，我一個軍人，應當以馬革裹尸，以死報國，這一仗必須不打也得打，你不打不行，打不過是另說，打不過也得抵抗。”明知道29軍除了大刀，槍械也是老式的，甚至子彈都不夠，但是不打不行，不打就當亡國奴，這一站必須打。當戰斗起來以后，學生情緒非常高漲，請戰非得參加戰斗不可。我父親和他們講，“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如果中央下令抗日的話，我佟麟閣要不身先士卒，你們就可以把我執往天安門前，割我雙耳，挖我雙目”。我們聽了這話真是熱血沸騰，說明他堅決抗戰。當時我父親給出建議，日軍在廊坊有駐軍，中日之戰非打不可，不能被動，集中咱們的炮兵軍隊消滅日軍在廊坊的部隊，最后會議上沒人通過，喪失了一個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