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勢觀察

　　國際金融危機后尤其是最近一兩年，圍繞對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和對新常態的認知，出現了“去速度、去GDP”、“去投資”、“去工業”、“去出口”甚至“去宏觀調控”的聲音。實際上，這既是對穩增長、調結構的誤導，也是對新常態的誤讀。存在重復建設、鋪張浪費并不等于所有投資都是無效投資，一些行業產能過剩也不意味著所有產業全面過剩。我國經濟發展正在邁向新常態，但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必須“去唯GDP”，但不能簡單“去GDP”；必須“去片面的速度”，但不能簡單“去速度”；需要“科學進行宏觀調控”，但不能簡單“去宏觀調控”。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　宋立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伴隨世界經濟調整和我國經濟減速，國內外開始對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進行重新認識和反思。一些觀點認為我國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極不合理，投資率太高因而新增投資都是無效投資，工業比例太高導致產能過剩嚴重，出口太多致使對外依賴度太高，主張“去投資”、“去工業”、“去出口”。有人進一步將GDP視為萬惡之源，認為新常態就是 “去速度”、“去GDP”。有些人認為“四萬億”是產能過剩的根源乃至萬惡之源，以此否定宏觀調控。有人甚至認為新常態下繼續進行宏觀調控就是“對改革的不信任”，新常態就要“去宏觀調控”。從理論上搞清楚新常態是否意味著 “去投資”、“去工業”、“去出口”、“去速度、去GDP”以及“去宏觀調控”，不僅關系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也直接關乎當前穩增長、調結構等短期目標，需要加以澄清。

　　新常態是不是不要經濟增長速度、“去GDP”？

　　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減速”的確是新階段、新常態的一個甚至首個特點。我們的研究表明，90％以上的高增長經濟體在高速增長之后普遍出現了減速現象。因為伴隨勞動力從農村、農業到城鎮或工業領域的轉移即勞動力再配置結束和吸引外資等技術引進效應的減弱，一國生產率必然呈現下降趨勢，導致潛在增長率進而現實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慢。這一點，我國經濟恐怕也不會例外。

　　進一步來看，即便是客觀上的經濟減速，也一定不是直線式甚至宿命性的。就長期趨勢而言，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減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就某些具體階段而言，由于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的作用，潛在增長率減速并不一定是直線式下降，而很可能是“波浪式”。即在每次比較大的技術創新或體制創新浪潮之后，必然激發出新的增長活力，生產率或潛在產出水平將可能在一定時期呈現一定幅度的上升或回升，從而呈現出“波浪式”下降軌跡。意味著實際增長率下降不一定是 “臺階式”或“斷崖式”下跌，一定水平的增長速度也并非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的研究同時表明，由于我國存在傳統的城鄉和新興的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內陸“雙重二元結構”，理論上經濟增長具有“多速非同步”特征，經濟增長動力有可能呈現彼伏此起的接力狀態，從而使得我國在高增長之后的經濟減速趨勢，更有可能像英國、美國、韓國的“波浪式”減速，而非日本、德國和我國臺灣等經歷的“臺階式”減速。

　　新常態論斷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表述，原本是對未來增長客觀趨勢的預測，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但一些人將客觀上的減速理解或解釋成為主觀上或政策導向上的減速，把“將”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理解或解釋成為 “要”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有些人甚至將GDP視為萬惡之源，從而演繹成為“去速度、去GDP”，顯然是對新常態的不當理解和過度解讀。

　　現階段投資是不是都是無效投資，新常態是否要“去投資”，穩增長是不是不能擴大投資？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投資率被認為明顯不合理，“四萬億”則被視為無效投資的典型和產能過剩的根源。雖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新常態的表述中明確了投資在穩增長進而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但社會輿論對投資穩增長的質疑依然存在，一些人仍在主張“去投資”。

　　從投資率來看，我國投資率峰值為45％，的確高于主要國家25％—35％的區間，比一般國家上限水平高10個百分點，并創大國歷史記錄。有人據此認為我國存在嚴重的過度投資（超額投資率10％）。我國投資率偏高屬實，重復建設、鋪張浪費等無效投資也確實存在，但就此認定“超額投資”全為無效投資尚缺乏可靠依據。從影響因素來看，投資率隨儲蓄率、適齡勞動人口比例、非農就業人口比例及工業比例上升而上升，隨城市化率提高而下降。我國投資率較高是我國儲蓄率較高、城鎮化率偏低、適齡勞動人口比例較高、非農就業人口比例快速上升等發展階段與經濟結構特征的綜合反映，具有一定客觀必然性。

　　從國際比較來看，與其他國家所不同的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恰逢第三次全球化高峰，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大量引進外資，必然使得我國投資率高于其他國家。同時，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并非按照其他國家在相同發展階段的歷史水平來復制，而是按照參與國際分工的要求，“超前性”地建設世界一流基礎設施，由此導致投資率必然高于相同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或其他國家在相同發展階段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國一個時期以來出現的高投資率并非完全是問題，而是以勞動力要素參與全球化生產的必然特征，也是基礎設施與國際接軌、參與國際分工的必然結果。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相伴生的“階段性”投資，與全球化帶來的“轉移投資”，以及現代化基礎設施“先行”投資相疊加，使得我國投資率較高具有一定的特殊合理性。

　　在否定投資的言論中，有人將 “四萬億”視為過度投資、無效投資的典型甚至產能過剩的根源，并據此反對擴大投資。從“四萬億”實施前后投資增長率實際變化情況來看，“四萬億”明顯拉動的只有交通運輸和水利環境投資，對電力投資有一定的帶動作用，對制造業投資拉動作用相對有限。對房地產投資的作用主要在于止跌促升，熨平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波動，而不是加劇房地產市場過剩，雖然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過快增長。制造業產能過剩或許與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計劃存在某些關聯，歸結于“四萬億”顯然缺乏經得住檢驗的數據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