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工業比例是不是嚴重偏高，需要“去工業”？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言論認為我國二產比例明顯過高、產能過剩嚴重，需要以減法形式來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化解過剩產能。一些人將“去產能”擴大化為“去工業”，一些人將產業結構調整理解為“去工業”，一些人甚至進一步將發展服務業理解為“去工業”。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確實比較突出，嚴重過剩行業“去產能”十分必要，但“去產能”的同時是否也要“去工業”，則要看工業比重是否合理。

　　從工業比重的影響因素來看，世界范圍內工業比重與人均GDP、石油出口比例及順差率等存在較顯著的相關關系。其中，工業比重與人均GDP存在“先正后負”的倒“U”型或“拋物線”型的復雜關系。我國正處于人均收入1000—10000美元之間，工業比重總體仍處于隨人均收入提高而提高過程中。進一步來看，工業比重與順差率呈正相關關系，在中下等收入、高增長國家以及轉軌國家尤其明顯。我國順差率雖然總體不算高，但長期持續存在一定比例的順差，故工業比重比較高。高增長和轉軌國家組的工業比重與投資率呈現正相關關系，我國投資率比較高，工業比重比較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時，中下等收入、轉軌和高增長國家的工業比重與經濟增長率呈正相關關系，我國經濟增長率比較高，工業比重比較高同樣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從系統性的國際比較來看，當前我國三次產業比例關系基本符合世界各國發展趨勢，與東亞發展中國家組和同等收入國家組比較接近。從各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來看，我國一產比例雖仍略高于理論預期值、二三次產業比例略低于理論預期值，但二產比例嚴重過高問題并不存在，三產比例長期偏低問題正在改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階段性目標已基本實現。因此，下一步要將產業結構調整重點從三次產業比例關系調整轉變到三次產業內部結構優化上來，構建全球產能過剩背景下的競爭新優勢。要加減法并舉、乘除法并用，該發展的積極發展、該淘汰的堅決淘汰。在世界經濟復蘇緩慢、我國產能過剩明顯情況下，“去產能”雖然十分必要，但不能將“去產能”簡單化、擴大化為“去工業”。

　　我國經濟是否嚴重對外依賴，新常態是不是要“去出口”？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國外不少言論認為我國嚴重依賴出口，一些國家甚至將此作為我國的“原罪”，要求我們控制出口、減少外需依賴。國內一些人也不假思索地隨聲附和，認為我國出口率太高、嚴重對外依賴，需要“去出口、去順差”。同樣，是否“去出口、去順差”，也要看我國的出口和順差率是否嚴重不合理。

　　系統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出口率和外貿依存度在大部分時間里低于世界總體和各國平均水平，分別低于東亞太平洋發展中國家組5和15個百分點，屬于世界上較低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國家。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不屬于出口率和外貿依存度偏高的國家，計量分析也得不出我國出口和對外依存度過高以及過度依賴外需的結論。我國雖然持續存在貿易順差，但即便是全球化高峰期和我國順差率最高時期，也與阿根廷、德國、捷克、埃及、巴西、波蘭和俄羅斯、泰國等相當，明顯低于許多中亞轉軌國家、拉美國家及東亞國家。

　　從順差率的影響或相關因素來看，跨國數據統計分析表明，世界（尤其中下等收入、轉軌以及高增長國家組）工業比例與順差率存在較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世界、轉軌、高增長和東亞等國家組的青年待業人口與順差率之間存在較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隨著一國工業比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等指標的上升，順差率呈現上升趨勢。我國此前青年待業人口比例也比較高且一直以來工業比例比較高，出現一定的順差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符合我國現階段的比較優勢。基于各國實際數據建立的模型分析表明，我國實際順差率與比較優勢等決定的理論順差率基本吻合，與東亞和太平洋發展中國家組順差水平及變化趨勢基本一致，與世界各國相比更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明顯失衡。為此，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看待外需，理直氣壯地穩定出口，堅定不移地發揮出口對穩增長的支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