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不理解中國，并不能完全怪罪于西方學者的偏見，靜心自省，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學者也許沒有能夠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把中國的故事講清楚。

　　2015年7月15日北大研究生畢業典禮上，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作為導師代表致辭，全文如下：

　　尊敬的朱善璐書記、林建華校長、各位學長、畢業生同學們、老師們、家長朋友們：

　　很榮幸在今天的畢業典禮上作為導師代表講話。每年的畢業季，都是燕園最激動人心的時候。正如同學們在開幕的短片里所表達的，即將離開校園，每個同學心里都有許多不舍。北大之于每個北大人，不僅僅是有幸在未名湖畔徜徉，或是與仰慕已久的大師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抑或是結識了一幫無話不說的死黨朋友，更為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與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學結下了一生的情緣！世界上從來沒有一所大學，能夠像北大一樣，影響和造就一個國家百年的命運！這是北大人的驕傲，也是北大人前行的動力。

　　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國從一個極端貧困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中上收入水平的國家；按可比價格計算，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即使未來經濟增長的速度下降，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的經濟總量也定將超過世界的三分之一，即恢復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我國占世界的份額。但是，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我國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90%，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的人均收入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我國的科技實力也將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中國取得這些成就，不是照搬西方教科書的結果。我們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混合經濟的轉型，但沒有采納蘇東式的休克療法，而是采納了漸進式的改革路徑。在西方學者眼里，中國的制度是不完備的，以他們構造的各種常規治理指標來衡量，中國絕對屬于治理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因而，他們要么驚呼發現了一個“中國之謎”——即為什么一個治理水平如此之差的國家，能夠保持如此之高的增長速度？ ——要么就預測中國經濟增長即將撞上長城，甚至發生崩潰。這都源于他們沒有很好地理解中國。但是，世界不理解中國，并不能完全怪罪于西方學者的偏見，靜心自省，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學者也許沒有能夠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把中國的故事講清楚。

　　對于學者來說，“世界聽得懂的語言”就是學術語言。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語言。我個人認為，當代中國學者、特別是人文、社科學者最激動人心的任務，是用自己學科的語言，講清楚中國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從多學科、多角度來講；今天，我只從一個方面，即文化傳統及其在當代的表現，分享一下我個人的一些研究心得。

　　談到文化傳統，許多人就會聯想到當下盛行的讀經、穿漢服現象。但是，讀經、穿漢服只是開端，更為重要的，是要挖掘文化傳統和當代世界的聯系，揭示我們的先哲們的思想在當代的普遍意義。儒家的中庸、“和而不同”，是否與當代政治民主之間有相通之處？羅爾斯是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經歷無數的辯論和反思之后，他的結論是：只有建立在“重疊共識”之上的政治自由主義才是唯一可行的自由主義。然而，尋找“重疊共識”的過程，難道不是必須以“和而不同”為基礎嗎？建立在儒家傳統之上的科舉制度，使得我國古代社會成為流動性最大的古代社會之一，“朝為田舍郎，暮登君子堂”不是理想，而是當時的現實?？婆e制度造就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形成了獨特而有效的古代治理模式。從當下的角度來看，在科舉制度之上形成的“賢能體制”對于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治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中國，賢能體制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官員選拔制度上。選拔制度給予官員強烈的正向激勵，促使他們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另一方面，選拔制也為官員樹立了威信，使得他們能夠經受住短期民粹主義的壓力。這對當今世界的民主體制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在美國，兩黨之爭讓政府頻頻陷入癱瘓；在歐洲，民粹主義泛濫，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無法得到實施。西方的有識之士已經發現，成熟的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最大的挑戰是缺乏領袖。而且，他們也意識到，缺乏領袖的根源，來自于他們曾經炫耀的選舉制度。中國的選拔制度不完美，但解決了選拔領袖的問題，同時也繼承和發揚了賢能主義的傳統。如果西方有識之士希望對民主制度加以改造的話，中國的實踐值得他們研究和借鑒。

　　再進一步，選拔制度的運行離不開一個中性的中央政府。放眼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就會發現，那里的政府要么被少數精英集團所控制，要么被民粹主義所裹挾，要么是兩者的結合。和這些國家不同，中國政府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基本上保持了相對于社會利益集團的中立性質，也沒有受到民粹主義的左右，這使得它能夠采取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的政策，并以此激勵各級政府官員。中國政府能夠成為中性政府，和中國的社會準備以及政治結構有很大的關系。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世界從古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過程中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現代社會結構，其特點是平民化和垂直的社會流動。這樣的一個社會不能容忍社會等級和固化的利益集團，因而為政府的中性打下了社會基礎。在政治層面，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政黨，而是負有憲法責任的國家架構的一部分，這一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以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為己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成為一個中性政府就是必然的結果。

　　以上是我的一些研究心得。當代中國的實踐深深地植根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之中。盡管我是文化研究的門外漢，但我相信，即使是在當代，儒家思想以及依據儒家思想建立的國家治理模式，也具有世界意義上的普遍性。據此，我也可以肯定，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乃至自1840年以來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也具有世界意義上的普遍性。我們不需要文化自大主義，但需要文化自信。當代中國學者的任務，就是挖掘中國文化和實踐的普遍性，并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給世界聽。

　　同學們剛剛獲得碩士、博士學位，風華正茂，所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就在你們的掌握之中。把你們的學術和民族的復興結合起來，你們就一定能夠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