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主義思潮的興起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每一次現代化運動的實現，都會以一些族群和地區被邊緣化為代價。當今世界的制度安排中，“中心”與“邊緣”兩種不同話語體系對接的困難，

　　2某種意義上已成為引起各種類型極端主義思想泛濫的全球性原因。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另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就是不同族群文化間矛盾與沖突的加劇。在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交通、通訊技術空前發展的條件下，人類活動能力大大增強，各族群文化的生存空間在視覺上和心理上亦大大壓縮。資金、技術、勞動力打破國家和地區界限在全球范圍內空前活躍，這也擴大了不同族群文化間的互動和滲透。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和世界民族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時期，它帶來的巨大變化包括：一是原本存在于世界各族群文化之間的安全地帶或緩沖區被大大壓縮，甚至蕩然無存，不同質文化間原先“井水不犯河水”式的狀態被徹底改變；二是原有的族群文化區域的概念已被徹底打破，以固定的民族生活區域和傳統的宗教傳播區域來劃分不同質文化格局的定式受到挑戰甚至被部分地顛覆；三是不同質文化間的交融和沖突同時上升，而在文化認同與對立背后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以全球化和現代化領導者自居的發達國家武斷地支配著世界文化關系的重構，有意無意間流露出對處于邊緣地位的族群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不屑甚至歧視，更加強化了“文明沖突”存在的現實性與合理性。在這場已經開始的文化對撞中，不同的價值體系和不同的話語體系尚未找到有效的對接路徑與對話方式，相互間缺乏理解與尊重的自說自話最終導致彼此沖突、甚至敵視。

　　2015年初發生在法國的《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其昭示的西方價值體系與伊斯蘭教倫理觀念上的沖突足以令人深省。西方社會崇尚的“絕對言論自由”在《查理周刊》有著典型的體現，它藐視一切威權主義的偶像，奧巴馬、默克爾、奧朗德、葉利欣、普京等各國政要都可以是它筆下的漫諷形象，甚至歐洲人景仰的圣母瑪麗亞、基督耶穌也可以在《查理周刊》上成為體現法國式幽默的角色。但是《查理周刊》的主編們卻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即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時，也應考慮到同一社會中不同族群受眾的信仰和感受。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目前在全世界的信眾已達到15.7億，即使在歐洲的巴黎、柏林、馬德里等中心城市也達到了居民人口的10%以上。虔誠的穆斯林反對偶像文化，當然更反對將伊斯蘭教創始人、被穆斯林們奉為先知的穆罕默德用漫畫方式表現出來。說《查理周刊》此舉褻瀆了廣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并不為過。當然，以非人道的恐怖襲擊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是必須受到譴責的。但是，在《查理周刊》遇襲后，歐美各國政要在巴黎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聲援“言論自由”的游行，而隨后在東南亞、中東、中亞穆斯林國家出現“我們不是恐怖分子，我們是穆斯林”的主題示威，以及歐美國家一些右翼組織發起的“反伊斯蘭”游行，恰恰說明了當今世界的制度安排中兩種不同話語體系對接的困難，以至于其已成為引起各種類型極端主義思想泛濫的全球性原因。遺憾的是，這一起典型的“文明沖突”事件并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深刻思考。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每一次現代化運動的實現，都會以一些族群和地區被邊緣化為代價。由于“歐洲中心”的歷史與大工業和資本市場的歷史同步了幾個世紀，西方文明的強勢傳播也伴隨著歷次現代化進程在全球推廣。拉丁文化、斯拉夫文化、基督教文化、東正教文化的全球性覆蓋，至今亦是這種不對等文化交流的標志。值得總結的是，每當一種強勢文化伴隨著現代的產生方式進入一個不同質文化區時，勢必會引起當地族群對自身文化和前途的擔憂以至恐懼。這時，極端主義者大多會以本民族和宗教的輝煌歷史反證西方文明引起的禮崩樂壞，以反全球化的思想抵制全球化對傳統文化的沖擊，這種非理性的邏輯更加劇了世界上眾多族群對全球化的抵制心理。可以看到，無論是長年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同盟者抑或反對者的阿拉伯及東南亞地區，還是冷戰時期曾經是對立陣營一部分的中亞、高加索地區，進入社會政治經濟轉型期后產生的諸多敏感問題，均轉化成為極端主義實現社會動員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