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追求的,不是經濟和人口均勻分布意義上的平衡,而是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上的平衡

　　當存在統一、效率與平衡之間的沖突時,我們也不是沒有辦法,只要把平衡這個目標替換一下即可,即不追求經濟和人口均勻分布意義上的平衡,而是謀求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平衡,實現全國各地人均收入的趨同。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均收入超過大約6000美元時收入差距開始縮小,即區域間人均收入逐漸走向平衡。中國現在人均GDP剛剛超過6000美元。發達國家經驗告訴我們,市場有一個自然的調節機制,只要勞動力是自由流動的,地區間人均收入的平衡發展最終可以實現。

　　因此,盡管美國78%的人集中在3%的國土面積上,但美國各州的人均GDP幾乎相同,這意味著,人均產出基本實現了平衡。中國目前還遠未達到這種平衡,盡管人口也集中在東部以及沿海地區,但東西部之間、各省之間人均收入差距明顯。中國長期存在對人口流動的制約,使得沒有辦法實現像美國人口分布和經濟分布之間協調的發展,這導致中國今天區域間的差距很難縮小。

　　人口集中在少數地區是必然的現象。美國、歐洲、日本的人口都是高度集聚在少數地區的。美國集中在紐約東部、芝加哥周圍和西海岸,英國集中在倫敦、伯明翰和曼徹斯特地區,法國則集中在巴黎周圍,日本集中在東京、大阪和橫濱地區。印度、南非、巴西、俄羅斯、埃及、墨西哥這些發展中大國的經濟也非常集中。這是經濟規律。

　　再看中國,1935年,胡煥庸教授畫線的時候,直線東南邊占有中國約96%的人口,35%的國土面積。根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小組的研究,在2000年,線東南邊占有94%的人口和96%的GDP。由此我們可得出兩個重要的信息:第一,線兩邊人口的比重經過80年也沒有發生大的改變；第二,線的東南邊集聚了94%的人口和96%的GDP,意味著如果把中國看成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的人均GDP幾乎是一樣的。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是平衡的。在線東南這部分中,仍然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以上海為代表的東部和以貴州為代表的西部存在明顯發展差距,上海的人均GDP大約是貴州的7倍。盡管線東部集中了中國約96%的GDP,但這一廣大區域內經濟的聚集程度相比前面提到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仍然低的多。

　　上文我們講到統一、平衡和效率之間的矛盾,如果現在選擇統一和平衡(在經濟和人口均勻分布的意義上),一定會損失效率,即三個目標當中一定要放棄一個。在統一的國家中,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動,那些沒有流動起來的人口也需要公共服務和就業,所以需要給他們增加投資。問題是當人沒有真正流動起來,在欠發達地區盲目進行生產性的投資,效率就會比較低。

　　現在全國各地有一個現象,不管在哪一省,幾乎每個縣都有一個以上開發區。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統計,如果把全國新城新區的規劃人口加起來,將達34億。如果每個地方都按照自己的規劃去建設,結果一定是大量的城區會閑置,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會過剩。更進一步,地方政府投資所用的資金大都是借來的,很多地方政府借債的利率是10%,有些地方高達14%。這就是當前的現狀。

　　筆者曾經利用工業企業數據測算了效率的變化狀況。2003年之前中國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加快,2003年以后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速度下降了。2003年是政府把建設用地指標大量配往內地的時候。另一個效率指標是配置效率,基本上也是2003年是拐點,2003年之前是改善的,2003年之后是惡化的。如果把這個企業樣本分成中國的東部、中部、西部,拐點仍然基本上是2003年,越往內地配置效率惡化越明顯。如果看國企和非國企,則國有企業的配置效率惡化得更快；看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由于出口企業面臨競爭,其配置效率是持續改善的,而非出口企業的配置效率在2003　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惡化。

　　中國的房價上升趨勢在2003年之后非常明顯,這和2003年以后的土地政策有很大關系。2003年以后開始限制東部的土地供應,將建設用地指標向中西部更多地進行配置。由此,中西部可以建設的土地更多,建了大量開發區,但無法吸引到足夠的企業,導致中西部地區以零地價進行招商引資,一些地方甚至配送商業地產開發權。在中國的東部限制土地供給,而人口卻不斷流入,結果造成房價快速上升。相比之下,中國東部房價上漲的速度比中西部快得多,而且房價上漲比工資更快。對于內地的勞動力而言,向東部流動的積極性減弱,東部勞動力的供給下降,勞動力成本則會進一步抬高。中國東部今天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像政府想像的那樣往內地遷移,很多企業實際上在往周邊其他國家遷移,主要因為周邊其他國家工資成本更低,也有港口。而中國內地因為缺乏港口,運輸成本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