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許耀桐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論述“全面推進政務公開”時指出，要“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這里，把“決策公開”放在所有政務公開的最高端。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只需掌舵，無需劃槳。因此，有行政學派主張，“管理就是決策”。由強調決策的重要性出發，可見做好決策公開，是政務公開中的重中之重。

　　決策公開，首先是決策項目議題的公開。舉凡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建設、自然資源環境的利用保護等等重大的政策，從把它作為決策項目以及它的簡要提示列入議題開始，就要做到公開。這樣，才能避免過去通常的毛病：“于無聲處聽驚雷”，神龍見“尾”不見“首”；在政策制定出臺之前毫無所知，一旦知悉，則是“驚鴻一瞥”、“木已成舟”。

　　其次，決策公開是決策相關內容的公開。主要就是那些可以和理應公開的決策，將其擬出臺的政策方案，進行社會公示，舉行聽證，聽取公眾和各方面的意見、建議，避免決策落入少數人的掌控之中，成為暗箱操作。決策內容公開，使決策在陽光下運行，能夠得到批評和監督。人民是法治社會的主體，決策公開要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就要動員和吸納公眾參與。法律上已明確規定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要拓寬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群眾對公共決策事務有更多的了解和參與。公眾參與，是直接民主制的體現，公民不僅通過他們的代表行使決策權，而且要更多地親身參與決策，感受決策的實際。

　　再次，決策公開是決策討論過程的公開。西方國家在議會通過某項公共政策時，需要采取辯論的方式。主張者進行在理的有力陳說，反對者則進行合法的精心挑刺，而這樣的辯論過程，要向社會和公眾開放，一是通過議會發放一定的門票，準備一定的席位，歡迎公民前來旁聽；二是進行電視直播或轉播，讓社會都知道。這樣的做法，值得我們參考借鑒。其實，前幾年在我國一些地方已有了類似的做法。例如，杭州市從2002年起，政府的一些決策逐步對社會民眾開放，實行公開的、廣泛的、民主參與式的政策決策，形成了“開放式決策”的模式。杭州市采取的決策公開的方法主要有：公開征集決策議題、網選公眾代表、電子郵件來往聯系、決策討論過程的網絡視頻直播和現場對話等。特別是其中的網絡視頻直播和現場對話，使決策時討論和做決定的過程更加公開透明，收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決策公開是決策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公開。目前，我國公開進行決策監督和責任追究還很不健全。這一方面表現為決策、執行與監督既相協調又相互制約的運行機制沒有真正建立；另一方面表現在決策反饋糾偏機制和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尚屬空白。同時，也與缺乏嚴密的決策后評價機制、難以對決策做出客觀評價有關，因而導致了決策出現失誤后難于依法追究決策者的法律責任，無法公開問責，只好不了了之。對此，必須建立決策的事前制約、事中監督與事后追究的制度，嚴格實行對決策的公開監督與責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