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顧駿

　　前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謀萬世”和“謀全局”即為“方略”之靈魂。

　　二十世紀的大國，如蘇聯、日本、德國，各自命運相去懸殊

　　舉凡大國從誕生到崛起，不是書寫歷史，便是震動當下，不對“萬世”和“全局”有深長籌劃，空有大國資質和機遇，也可能半途夭折，甚至落入萬劫不復之地。二十世紀的若干大國，各自命運相去懸殊，令人唏噓。

　　蘇聯從彼得大帝改革農奴制學習西歐開始，開啟帝國強盛之途，沙皇時期屢次干預周邊國家和地區事務，有“歐洲憲兵”之稱，經一戰而崩潰。后在蘇聯時期，國勢上升，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與美國并稱“世界兩極”，在全球事務中，彼此爭霸。但因內政外交陷入戰略失誤，在未見硝煙的“冷戰”中被“不戰而勝”，導致國家解體，一路衰敗。雖有普京治下的局部恢復，又因國內經濟戰略一再失誤，有資源產業和軍工技術，卻沒有完整的產業體系，留下致命缺陷，克里米亞之爭尚未平息，石油價格暴跌，金融體系瀕臨崩潰，欲再振雄風，還看下一輪歷史是否垂青。

　　日本從來學習他國文化，從“漢才和魂”到“洋才和魂”，終在明治維新之后，雄起于東亞，一勝大清，二勝沙俄，再侵略中華、奪占南洋、挑戰美國，雖有珍珠港之勝，卻因違背道義，又陷戰略之失，終遭各國圍殲，蒙受人類至今唯一的核彈攻擊，國敗投降。上世紀60年代后經濟重新崛起，但始終無法擺脫被保護、被支配的國家地位。如今人口不斷減少，國力之本持續侵蝕，重壓之下，安倍晉三孤注一擲，能否重入“正常國家”之列，尚在未定之天。

　　德國起于西羅馬廢墟，自稱羅馬之繼承人，且接受了基督教的正統，素稱“神圣羅馬帝國”。近代史上，“條頓劍”所向披靡，靠武力統一德國，靠征服拓展“生存空間”，鑄造帝國合法性。雖在哲學、科學、人文、藝術、工業諸多領域人才輩出，軍事機器尤其兇悍，終因一戰失利，二戰再起，四處樹敵，兩線作戰，挾閃電戰之威，行種族滅絕之舉，最后深陷俄羅斯廣袤大地和嚴酷環境，一蹶不振，舉國戰敗，國土被分隔，國家被分治。然而，同為戰敗國，卻能以真誠懺悔、洗心革面的態度對待歷史，方得借蘇聯、東歐劇變而恢復正常之身。通過推進歐洲一體化，已然成為歐洲大國，正積蓄能量，提升全球影響力。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歷史是公平的，機會總是有的，但一個國家能否抓住機會，崛起而成為大國，不僅取決于天時、地利，更取決于民族對自身的認知，對世界大局的把握，對發展道路的選擇，對自身與世界關系如何相處的設計，“大國方略”是之謂也。

　　在人類社會普遍走向文明的全新格局下，既堅持國家定位，又順應歷史潮流的“方略”成為現代大國的必然之選

　　大國自古就有，人類歷史見證了大國“你方唱罷我登場”，除了中國等少數幾個綿延千年的國度之外，大多成為過往之客，長則延續數百年，短則數十年而已，且皆局限于地區范圍之內。盡管如此，大國一旦勃興，往往直接改變周邊國家的疆域，甚至顛覆地緣政治的原有格局。人類在這種基本局限于地區范圍內、沒有規則感的傳統大國博弈中，存在了數千年，直到工業化興起，全球市場形成之后，現代大國開始出現，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成為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大國。

　　與傳統大國不同，現代意義上的大國在一定國際秩序中游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聯合國尤其是安理會的成立，意味著國與國之間曾經盛行的“叢林法則”受到極大限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傳統大國邏輯不再那么通行無阻了。在少數幾個大國達到實力動態平衡，戰略威懾力量基本排除了核武大國直接兵戎相見之后，地區性大國之間的競爭也被置于了國際社會的直接干預之下，聯合國可以授權使用合法軍事手段意味著戰爭至少形式上具有了超越國家的性質。上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最終在主要國家和聯合國的干預下，雙方講和。隨后發生的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行為則在西方大國和阿拉伯國家的聯合干預下，不但被制止和糾正了，而且導致入侵者伊拉克從此國勢衰敗，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兩次重擊之下，至今國內局勢難以穩定下來。而占據壓倒優勢的美國即便“挾公理以泄私憤”，也不得不扯出莫須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做幌子，才得以在“9·11”之后，第二次入侵伊拉克，徹底推翻薩達姆政權，這足以說明，“世界警察”的作為多少亦須受制于國際法之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