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類尚未完全走出“叢林法則”，“強權即真理”下，弱肉強食仍將是國際社會的某種現實，真正意義上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仍然是人類的目標乃至愿景。

　　大國資格代表著在國際事務處理中享有主導地位，在地球資源分配中獲得超出比例的份額，而且有現實的空間操縱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高含金量”不但使大國身份為所有具有潛質的國家所向往，也令現存大國時刻警覺被取代的威脅，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在規則和利益兩個層面上的博弈暗流涌動。但伴隨工業化而來的全球化，讓和平發展而不是戰爭沖突成為時代的主流，讓自我生長而不是武力掠奪成為強國崛起的根本憑借，讓規則制約下的協商而不是威逼強迫成為國際糾紛的基本解決機制，讓雙贏和多贏而不是“零和游戲”成為能夠爭取和實現的結果，在人類社會普遍走向文明的全新格局下，現實的和潛在的大國都需要審時度勢，既堅持國家定位，又順應歷史潮流的“方略”因此成為現代大國的必然之選。

　　殊死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承擔世界反法西斯主義重任，為中國贏回了最初的“大國尊嚴”

　　中國自古就是大國。在現代之前，中國雖然隨治世亂世的交替，對周邊影響時大時小，雖然由于多次經歷北方民族入侵，朝代出現更替，但文化共同體的存在一以貫之。這種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緣于中國在文明的主要方面，長期領先于周邊國家包括侵占甚至征服中國的國家或民族。

　　然而，歷史形成的優勢地位，隨著工業化和全球社會的誕生，也歷史地結束了。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志，古老國度不僅一再戰敗，而且第一次被高于自身的外來文明所戰敗。具有“以史為鏡”傳統的中國人，總結最近的歷史，尋找落后的原因，以“刮骨療毒”的勇氣，追根溯源，從武器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到文化不如人，甚至到文字不如人，“貧、病、愚、私”被一一列舉在案。素以文明自傲的中華民族不但從此“睜眼看世界”，而且積極學習人類共同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從被列強宰割、肢解的絕境中奮起。

　　殊死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承擔世界反法西斯主義重任，為中國贏回了最初的“大國尊嚴”。作為二戰成果的聯合國成立，中國以創始國的身份，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獲得在重大問題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否決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向世界敞開大門，30多年的時間里，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GDP即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達到世界第二，建立了全世界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全新的高速公路、高鐵和機場等基礎設施成網運行，新式武器裝備不斷亮相，國家外匯儲備高達將近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中國由傳統大國經歷衰敗之后，重新邁向現代大國的歷程，必然隱藏著許多國家沒有遭遇過的挑戰乃至風險

　　綜合國力的增強讓中國在世界上的聲音越來越響，中國在開始享受作為有實力國家的回報的同時，越來越多地面對世界尤其是周邊國家的各種聲音：壯大的中國向何處去？“大塊頭”會如何處理同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不但受到相關國家的關心，也引發中國自己的思考，中國需要“大國方略”以規劃自己，承諾世界。

　　中國由傳統大國經歷衰敗之后，重新邁向現代大國的歷程，必然隱藏著許多國家沒有遭遇過的挑戰乃至風險：在不遠的過去，中國因為列強宰割而嚴重受損的國家權益，有些至今仍然作為“歷史遺留問題”而存在，是否需要了斷？中國在力不從心時期被侵占的部分利益是否到了索回的時候？在由個別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壯大起來的中國，會不會反過來要求建立新的規則體系？中國初具大國雛形，但綜合實力尤其是創新能力仍有待提高甚至亟須提高，在這關鍵時刻，中國會不會因為某些國家的“再平衡戰略”而偏離既定的推進路線？

　　從消極一面說，人類歷史上至今沒有一個大國的興起不伴隨戰爭，中國會是一個例外嗎？從積極一面說，中國以人類前所未有的體量和速度實現整體發展的經驗，能否成為其他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破解共同難題時可資借鑒的方案？

　　歸結為一點，就是中國成為大國后，如何處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系，如何處理本國、他國和世界的關系，如何處理利益、規則和道義的關系，不僅事關中國的持續發展，也將不可避免地給人類未來留下難以消除的影響。

　　如果說，向世界開放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手里，那走向世界的主動權就不完全掌握在中國手里。中國可以允許美國的思科、高通進入中國，但美國不一定允許中國的華為進入美國，就是現成的例子。更不用說，隨著中國財富進入其他國家，安全保障遠不是技術人員或金融家所能提供的。

　　“中國打噴嚏，世界就感冒”已成常態，面對相互依存的現實，如何在雙贏乃至多贏的基礎上實現和平發展，成長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破解人類共同問題、促進世界公平公正的建設性力量，正挑戰著中國人的智慧，“大國方略”體現了中國對世界的思考和給世界的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