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有效的國家能力、理性精神缺乏、契約精神、學術自信、財政資金“趴窩”、擴大消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張鳳林：保持有效的國家能力是實現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提】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西方不同學派的體制轉軌理論比較研究”負責人、東北財經大學教授張鳳林撰文指出，國家能力是指政府建立國防體系、法律制度、公共基礎設施和實行宏觀調控政策等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它既取決于韋伯強調的政府自身的組織化與自主化程度，也取決于托克維爾關注的政府與外部社會的契合程度。如果一個政府既擁有強大能力，又能夠有效地運用它來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以彌補市場的缺陷，就說明該國具有國家能力有效性，或稱“國家有效性”。當然，不同國家由于文化傳統觀念、社會道德資本、經濟發展階段、市場成熟程度等差異，國家能力的有效運用具有不同形式，而這也正是市場經濟模式多樣化的重要原因。

　　保持國家能力有效性不僅是一般社會健康運行的條件，更是體制轉軌國家穩定有序發展的重要前提。從30余個國家的轉軌實踐來看，其績效與國家能力有效性直接相關。中國的情況獨樹一幟。我們是在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動搖的前提下實行轉軌，采取經濟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亦步亦趨的方式，政府能力在職能轉換過程中基本沒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強，呈現出獨一無二的國家能力持續上升的“J”型軌跡。中國共產黨始終有力地統攬改革全局，社會穩定，政令通達，有效地推進諸如“雙軌制”“分權承包”等一系列獨創性改革措施，實現了轉軌國家中絕無僅有的30余年經濟連續高增長與社會繁榮發展局面。所以說，保持強而有效的國家能力，是中國體制改革最重要的經驗之一。

　　摘編自《光明日報》

　　【程同順、張文君：缺乏理性精神是網絡公共領域“眾聲喧嘩”的重要原因】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程同順、張文君認為，公共領域在西方國家早已有之,對于中國來講,公共領域的形成要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算起。但由于歷史的原因與制度的慣性,中國的公共領域一直發展緩慢,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在中國的興起。互聯網的出現為中國開辟了一片嶄新的疆土,同時由于互聯網的交互性特征以及國家權力出現的空隙,使得在互聯網空間出現了類似于公共領域的地方。但當前中國的網絡公共領域呈現出的卻是“眾聲喧嘩”的景象。理性精神的缺乏無疑是出現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網絡空間的某種權力真空與缺乏相應的制度規范也使得網絡空間隨處彌漫著民粹主義的幻象。加之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改革在帶來重要機遇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不健全等),在傳統的社會組織發揮作用乏力的條件下,大量的不滿與牢騷充斥著網絡空間,無疑成為滋生民粹主義的溫床。中國網絡公共領域的發展優先于現實社會的公共領域,這與網絡空間這一特殊的社會生態有關,但網絡公共領域的成熟需要國家與社會的共同培育。

　　摘編自《大眾日報》

　　熊丙萬撰文指出，在由大數據組織起來的市場有機體中，任何一方實施的偏離契約精神的行為，都有可能引發系統性信用風險。這種風險的影響范圍遠不限于直接的利害關系人，其還包括有機體中的其他利害關系人，甚至還包括這個機體本身的有機存續和健康成長。誠然，“言不信、行不果”未必都是唯利是圖的機會主義行為，其也有可能是“特殊情勢”下的無奈之舉。但無論如何，此種行為在給某一方甚至多方主體帶來短暫好處的同時，卻蘊含著規模化的信用赤字風險，引發各類高昂社會交往成本，不利于各方主體和整個有機體的可持續發展和長遠利益。

　　在這個意義上，大數據時代在帶給我們更多社會福利的同時，也在呼喚更高水平的契約精神。大數據時代的契約精神不僅排斥機會主義行為，而且要求我們主動考慮眾多社會同伴的合理預期，并前瞻性地采取預防措施，避免那些迫使違約的“特殊情勢”的出現，從而實現各交往當事人的廣泛合作與共贏。

　　摘編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