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辯證地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為深化改革凝聚共識

　　正確認識改革面臨的重大關系，同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關系，是分不開的。社會上一度出現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思潮，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要全面客觀評價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但也還是有人擔心這樣會不會導致“改革倒退”、“走回頭路”；另一方面，對于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有人歸咎于改革開放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人認為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應該按照西方政治經濟模式進行“徹底改革”。這些重大問題如果不說清楚，就不利于凝聚共識、增強團結，也會使人們對當前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產生困惑。

　　實際上，我們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進行分析，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互相否定。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事物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而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內部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因素的不斷斗爭，由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新的肯定，表現為波浪式的前進運動，這是事物前進的規律，而不能把波浪式前進說成是走回頭路。縱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60多年歷史，在很多問題上都表現為這種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進的過程。

　　例如，在對外開放的問題上。鴉片戰爭之后，我國被迫納入全球市場體系，表面上實現了“對外開放”，但是由于經濟技術和制度落后，對外開放并沒有實現富國強民，反而淪為經濟殖民地，喪失經濟主權。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沒有實行全面開放，并非是要閉關鎖國，而是由于受到大國封鎖而堅持獨立自主，我國一方面努力打破封鎖，堅持正確義利觀援助第三世界，擴大國際空間；一方面集中精力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正是有這些基礎，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獨立自主，不像解放前那樣淪為大國附庸，改革開放同解放前的“門戶開放”有本質不同。當前強調自主創新、國家安全，也不是走回頭路，而是對外開放的內在要求。不能把改革開放前后說成是封閉和開放的對立，陷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迷信。

　　再如，在農村基層組織的形式上。我國幾千年一直是小農經濟，近代在工商資本沖擊下，農村破產、農民困苦。新中國把農民組織起來，辦水利、辦工業、辦醫療、辦教育，顯著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村、農民面貌，全國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普及了基本醫療和教育，集體經濟取得的成就，是對小農經濟的否定。改革開放后，包產到戶又是對集體經濟僵化體制的否定，但這時的家庭經營已經是集體經濟基礎上的家庭經營，同解放前一盤散沙的小農經濟有本質區別。今天強調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也是“統”和“分”這一對矛盾運動的必然要求。如果把包產到戶和集體經濟對立起來，搞土地私有化，就會走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惡性土地兼并、兩極分化和流民等問題，最終導致經濟增長停滯。

　　可見，兩個歷史時期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的差別，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發展階段和歷史條件變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斷調整，我們不能走到任何一個極端，也不能止步不前，把一個階段的做法看成是永恒規律。習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是一脈相承、邏輯統一的。

　　三、發揚“精神變物質”的辯證法，樹立“探索新路”的歷史自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強調要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不走老路和邪路，要走新路。有人問：為什么一定要走新路呢？為什么要樹立理想信念呢，就事論事不就行啦？這些問題，也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來回答。

　　為什么一定要走新路？因為老路走不通。蘇東劇變以來，西方“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結，“永恒的秩序”，這并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它把西方國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發展道路看成人類發展一成不變的規律。當前西方國家是建立在對全球資源的掠奪基礎上的，中國不可能走這條路。大量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模式，除了少數具有特殊地緣和資源的國家之外，絕大多數國家沒有按照西方模式實現現代化。西方社會科學是建立在西方特定歷史、文化、社會基礎上的，這些規律沒有經過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國的檢驗，怎么能說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呢？

　　為什么要樹立“走新路”的理想信念？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不相信“歷史的宿命論”，而是相信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有時是十分巨大的，人可以能動地利用規律、改造世界；相信“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相信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對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經驗和教訓揚棄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代價較低、彎路較少的新路。我們黨始終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第一位，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堅持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辯證法。

　　正是因為相信“精神變物質”，相信理想信念煥發出來的強大力量，中國共產黨人才能做到不信邪、不怕壓，既不照搬別國模式，也不依附任何國家，而是樹立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歷史自覺，做成了一些按所謂“國際標準”做不成的事情。“農村包圍城市”超越了蘇聯式革命道路；新中國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社會公平，普及了基礎教育和醫療，超越了西方國家工業化早期劇烈兩極分化、社會動蕩、勞資矛盾的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一些學者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預測的“中國崩潰論”屢屢失敗，“中國模式”日益引起世界關注。盡管“中國模式”還不能說完全成型成熟，但是已經為人類社會走向美好未來提供了具有充分說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選擇。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要走的是新路，所以要倍加重視歷史經驗和理論建設。當前，還有不少觀點有意無意地照搬西方理論。例如，根據西方歷史發展經驗，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分配、生態環境都必然先惡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緩解。如果僅僅滿足于認識規律，就會對我國收入分配和環境問題視而不見，認為現在還沒到解決的時候。但是，西方國家收入分配和環境狀況改善，并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經過工人階級長期斗爭才實現的。這一規律并非歷史的宿命，而是可以通過積極的作為而改變的。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如果其他國家的彎路都要走一遍的話，還干什么社會主義事業呢？

　　樹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就是要在人類發展的一切歷史實踐基礎上進行理論和實踐創新，力求超越興亡更替的“歷史周期律”，而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所謂“規律”而無所作為。當前，我們一度矚目的蘇聯模式已經成為歷史，全球金融危機也宣告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重大缺陷，資本主義本身也在深刻反思，這為我們樹立理論自信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改革開放永無止境，“改革”本身也需要不斷改革，改革是常為新的。只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向歷史學習，向實踐學習，向人民學習，不斷總結經驗、破除迷信，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從這樣或者那樣的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從對這種經驗或者那種經驗的迷信中解放出來，我們的事業就必將獲得新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