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　黃海

　　暴露的問題不容忽視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鄉村社會轉型日益加快，轉型中面臨的困境也日益凸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與變遷。通過分析對湘中、湘北、湘南、湘東、湘西5個縣（市）40個鄉村進行實地調研的數據發現，我國鄉村社會的變遷總體呈現良性特征，但暴露出來的問題仍不容忽視。

　　調研表明，5個縣（市）消失的自然村在50個以上；行政村戶數減少23%，人口減少33%；留在鄉村務農的人口中，年齡處于30—49歲階段的為10.1%，年齡處于50—59歲階段的為42.5%，年齡處于60歲以上階段的為47.4%。湘北某縣的一個鄉鎮，2012年時還有34個行政村、9個自然村、9000戶3.5萬人，現在自然村已經全部消失，戶數和人口已經銳減到6000戶2.5萬人左右。其實，鄉村的快速衰落與凋敝只是鄉村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其背后真實的困境則是以治理、倫理和信仰問題為標志的基礎性社會問題，這些突出體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一些地方鄉村主體結構的“空殼化”。城鎮化開疆拓土，村莊不斷消失，鄉村人口不斷流動入城或流失，鄉村傳統的“守望相助”更多地轉變為一種“無人在場”的“陌生人社會”。二是一些地方價值倫理的“空心化”。市場原則日益成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則，利益至上的觀念開始滲透到鄉村生活的各個領域，村民的生產、休息、娛樂、交往，都帶有明顯功利的色彩，鄉村的道德體系與價值觀念呈現一種“生活即利益”的特征。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鄉民間的義務幫工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現在的平均150元一天的工時計費。三是一些地方鄉土文化的“斷裂化”。作為“鄉愁”的鄉土文明傳承日漸中斷，村莊自主解決糾紛的能力明顯弱化，以致富為導向的經濟因素成為村莊社會分層的根本標準，村民的自然信仰和祖先信仰逐步喪失了賦予村民以人生意義的功能。四是某些地方鄉村治理的“灰色化”。與發達地區的“能人治村”不同，欠發達的中部地區村干部無人愿當，甚至常靠抓鬮產生，一些村莊自治趨于虛化，容易導致以鄉村混混、惡勢力為代表的“灰社會”介入村莊糾紛。

　　不均衡的城鄉資源配置機制，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生成的最大因素，也是鄉村治理資源缺失的最大根源。市場主義的利益至上邏輯在當下中國農村社會中產生一定程度影響，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基層組織建設尤其是農村黨組織建設在一些地方滯后，可能成為農村地區發展滯后、鄉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