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沈逸

　　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網絡安全議題，屆時將是中美兩國首腦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

　　7月31日，美國知名記者大衛·桑吉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同時刊發文章，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就網絡襲擊報復中國”，正在討論“用何種方式實施報復”。這一報道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新聞報道，而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危機決策機制啟動之后的“放話”行為。美國白宮、情報界的正式工作人員以匿名方式將已經初步明確的部分行動方案、不同行動方案的關鍵支持人物、對不同方案優劣的比較評估標準等進行了比較詳細的介紹。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文中試圖表達的觀點：一方面，反復強調的是要對美國認定的由中國實施的黑客攻擊行為進行報復；另一方面，又在持續擔憂由于美方行為激發中國的報復，而陷入某種持續升級的行動之中。透過文字的描述，似乎可以發現焦慮的存在。

　　美方焦慮的產生原因之一在于習慣應對方式失效

　　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最早從心理學角度重視并探討焦慮的問題。他把焦慮分為客觀性焦慮和神經癥性焦慮，前者是對環境中真實危險的反應，與害怕一詞同義；后者是潛意識中矛盾的結果。在后期，弗洛伊德認為，焦慮是自我和本我之間、本能欲望和現實調節之間沖突的結果。焦慮的產生源自于個體不能用習慣的方式來加以應對，所謂焦慮就是在這種時期所體驗到的情緒。他認為，焦慮對自我來說是一種信號，其真實的意義就是提醒即將有危險來臨。自我只要察覺真實的或潛在的危險便會引起焦慮，在焦慮產生之后，又會動員防御機制來斗爭或躲避。從大國關系的視角來看，中美兩國整體力量對比的微妙變化，讓美方的決策者產生了某種或許可以稱之為焦慮的情緒，而這種焦慮集合成為了某種集體意義上的戰略焦慮，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支配著戰略判斷與政策執行的過程。

　　如個體焦慮產生的原因一樣，中美關系中美方焦慮的產生原因之一在于習慣應對方式的失效。作為自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成長為超級大國的美國，自那時至今，在處理主要競爭對手或者說挑戰者時，主要有三種經驗：第一種經驗是如何處理持相同或相近意識形態以及相同生產模式的挑戰者帶來的挑戰，這種經驗一方面來自英國與德國、日本在20世紀早期的互動，另一方面來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與日本的互動；第二種經驗來自如何處理持不同意識形態以及不同生產模式的挑戰者所帶來的沖擊，也就是冷戰時期美國的經驗和體驗；第三種經驗來自美國自身的成長經歷中與英國相處的經驗。

　　但美國發現這些經驗基本上都無助于解決其面臨的中美關系帶來的沖擊：一個有著完全不同文化歷史背景，且持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建立但又高速變動的開放性的世界體系中，正以超過美國預期的速度，縮小與美國在整體實力指標上的差距。這種焦慮，從美國提出“重返亞太”以及“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口號之后，就開始逐漸彌散在美國的決策體系內，并最終在網絡安全這個議題上，達到了某種峰值。

　　美國焦慮情緒在想象中被進一步放大

　　網絡安全與美國的戰略焦慮之間，正在形成某種持續互動強化的反饋機制：一方面，網絡相關運用的高速發展，全球網絡空間的形成和拓展，網絡運用所帶來的高額收益，持續增強著美國對網絡的依賴，提升著網絡在美國整體國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任何對網絡安全構成的威脅和挑戰，都會實質性地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激發客觀性焦慮。另一方面，技術和實踐決定了網絡安全威脅的溯源、歸因以及最終對行為動機的判定，都必然有主觀性認知的存在。在其他領域真實存在的焦慮來源，因為與網絡安全議題情境的相關性，在泛化作用的影響下，滲透進入并持續放大，最終導致某種意義上的神經癥性焦慮。

　　以導致此次美國決定報復中國的對美國人事局的黑客襲擊而言，綜合各方相關信息，美方實質性掌握的證據，應該就是入侵源頭位于中國境內，但沒有足夠證據顯示，這一行動是中國政府的行為；而根據美國自身在網絡安全領域構建的敘事-行為框架，即使真的是中國政府的行為，也是正常的國家情報搜集行為，美國能夠做的也只能是以反情報行動作出回應，但這種回應所可能引發的后果，比如注定要因此升級的報復-反報復行動，又是美國客觀的國家利益所不愿意承受的。

　　由此可以理解美國戰略決策者在網絡安全議題上焦慮情緒的直接來源：迫切希望采取行動，但又無法復制習慣行為模式，導致了某種強烈的無力以及挫敗感；這種負面感受在想象中的情景里——即中國正憑借此類網絡情報獲取模式迅速趕超美國——又被進一步放大。放大的結果是某種意義的認知-行為失調正隱約浮現，一如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為了凸顯美國的肌肉來自我安慰，不惜間接明示美國在中國計算機網絡內隱秘注入的裝置與程序的數量，以強化對中國話語威懾的可信度。

　　構建積極的網絡空間新秩序是中美的共同責任

　　但站在中美兩國整體戰略利益的視角，這種焦慮情緒，以及由這種焦慮情緒所支配的行為，基本無助于維持中美網絡安全戰略關系的穩定。

　　美國需要克服和擺脫這種焦慮情緒的支配，中國應該以各種方式積極幫助美國擺脫這種焦慮情緒，然后構建符合雙方共同利益和全球網絡空間發展需求的新型戰略關系。這種努力的起點是對客觀現實的準確認識和把握。對美方而言，需要認清的是這個世界的最大變化，尤其是在網絡空間，就是不再需要一個指手畫腳的單一霸權中心；包括中美兩國在內，所有國家以不同形式面臨來自網絡空間的挑戰和沖擊，中美兩國承擔的共同責任是為構建一種積極的網絡空間新秩序做出最大的貢獻，為此首先需要的是實現中美兩國在網絡空間的戰略互信，并促成行之有效的信息交流與共享機制；至于情報搜集等注定在可見的將來仍然必須存在的活動，需要構建的是某種規范或者說行為準則，一如中美兩國簽署的海上行為準則一樣。

　　2015年9月的中美首腦峰會著手努力的方向之一，是在網絡空間構建這種穩定包容的新型大國關系。對中國來說，當務之急是以適當方式闡述自身的戰略目標，提出可操作的行為準則草案，并以各種方式促成美國的認可；對美國來說，需要牢記的是當年鄧小平對斯考克羅夫特將軍說的話，中美關系最終還是要好起來才行，而美國應該采取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