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盡長江滾滾來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啟示錄之十

　　作者：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　公方彬、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侯昂妤

　　展望未來，我國青年一代必將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這是“長江后浪推前浪”的歷史規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強”的青春責任。廣大青年要勇敢肩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努力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想。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扭轉了中國的國勢，古老國家得以重生。

　　近代中國從東亞中心的“天朝上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延續兩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在列強的沖擊、掠奪和分割下風雨飄搖、支離破碎，日本宣稱在三個月之內滅亡中國，山河崩裂、天地改色，國家危在旦夕，中國的民族熱情和愛國能量在抗日御侮的大旗下前所未有的凝聚起來，在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指引下，中國的青年作為國家的脊梁，戰斗在抗日的各個戰場，投筆從戎、棄犁從戎、以筆為劍……竭盡血力以青春、智慧、意志、生命拯救了自己的國家，不僅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奇跡，也在世界史上留下了最光輝的色彩。

　　烈火青春燃九州

　　那個時代的青年面對的是入侵者的炮火刺刀，支撐的是破碎河山。熱血青年從四面八方奔赴抗日戰場，熱潮所至，如江水奔騰，不可遏止。

　　曾任蘇聯駐華武官的崔可夫元帥在其回憶錄《在華使命》中指出：“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日本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對于中國付出極大犧牲所起到的戰略鉗制作用，斯大林說得更為一語中的：“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進攻時避免兩線作戰。”在東線戰場，中國長時間扮演著抗擊日本的“孤膽英雄”角色。早在１９３１年，日本就入侵中國東北，扶植“滿洲國”傀儡政府上臺，中國自此獨自艱難地支撐戰局。二戰中，任何國家都沒有像中國堅持抵抗那么久。中國軍民克服了千難萬險，在敵我相差懸殊的困境中頑強抗戰，拖住了日軍的主力部隊。而在１４年的抗戰中，中國付出了３５００萬人傷亡、６０００億美元經濟損失的巨大代價。

　　那個時代的青年面對的是入侵者的炮火刺刀，支撐的是破碎河山。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極大地激勵廣大熱血青年從四面八方奔赴抗日戰場，熱潮所至，如江水奔騰，不可遏止。周恩來指出：“到軍隊里去——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軍，充實我們的舊隊伍，責任都在我們青年朋友的肩上。”在陜甘寧邊區，廣大青年響應“到抗日軍隊中去，到敵后方去工作，掀起學習軍事熱潮”的號召。在全面抗戰爆發的頭兩年，邊區就有８０００余名青年參加了主力部隊。那時，兄弟間互爭不讓，年輕妻子送丈夫，年邁父母送子女等感人事跡，屢見不鮮。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廣大青年參軍極其踴躍，據岳北區當時統計，抗戰以來（至１９４１年底）全區參軍的青年達１３２９１人，占全區青年總數的５.8％。阜平縣抗戰以來參軍青年有１２８２人，占青年總數的１５％。平山李家溝青年共有２８人，參軍的就有１５人，占５３％。在岳北區１９４２年報名人員中，青年占總數的４５％，應召入伍青年則占總數的５４％。廣大青年高唱“當兵要當主力軍，不是好鐵不打釘。”對此，朱德說：“八路軍是青年軍，是全國青年的好學校。在八路軍里９０％以上都是青年，尤其是在干部中占絕大多數。”凱豐也給予了青年很高的評價，“沒有哪一個軍隊離開青年能夠存在，青年是軍隊的主要支柱。”沒有廣大青年的積極加入，八路軍要想發展壯大是不可能的。抗日根據地廣大青年除了積極參加八路軍外，還建立了各種脫產、半脫產和不脫產的青年武裝。１９３８年晉察冀邊區有１８個縣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鋒隊，隊員達到１５８００多人。在山東抗日根據地，１９４５年全省青抗先隊員達到１１萬多人。青抗先隊員的平均年齡在１５-２３歲之間，成分以青年農民為主體。北平、天津的抗日鋤奸團都是大學生、中學生，最大年齡２０歲，最小１７歲。

　　從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０年，邊區黨員的人數由４萬人增加到８０萬人，武裝力量從１９３７年的９.2萬人增加到１９４５年的９１萬人。其中知識分子有相當大的比例。《大公報》把每天大學生從軍人數都進行了統計。從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的４００人，到１２月４日的３０００人，到１２月７日超過５０００人，１２月９日竟達到９０００人請纓。１９３９年“五四”運動２０周年前夕，毛澤東發表《五四運動》紀念文章中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４萬余人。美國學者費正清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延安是一個人人想去的、充滿陽光的、愉快和藹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氣和熱情非常令人感動”。延安被斯諾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上海等地的知識青年步行幾個月到延安。最遠的是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出發，先到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然后通過越南進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有的人走了半年才到。

　　西南聯大在抗戰期間，先后畢業學生二千余人，從軍旅者八百余人。西南聯大的校長梅貽琦的一兒一女就先后從聯大應征入伍。女兒梅祖彤加入國際救護組織，為抗戰效力。梅貽琦的獨生子，當時就讀于西南聯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級的梅祖彥，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棄學從軍，在空軍部隊當了一名普通的翻譯員。同濟大學參加報名參軍的達600余人，占全校人數三分之一，為全國院校從軍人數之冠（未報名者多因體弱多病受師長勸阻）。除青年學生報名外，同濟還有幾位青年教師也踴躍參軍，其中一位是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工學博士楊寶林教授。當年，留在同濟的德國教授看到這樣的情形，感動得熱淚盈眶，高呼：“中國不會亡！” “中國一定強！”

　　抗戰時期的空軍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天之驕子，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復、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翁文灝的兒子翁心翰、喬大壯的兒子喬無遏、林徽因的弟弟林恒，都是空軍飛行員，大多血灑長空。翁文灝的兒子翁心翰率隊從湖南芷江飛赴桂林上空，被敵機擊中，壯烈殉國，時年２７歲，新婚僅僅７個月。幾年后，抗戰勝利之日，翁文灝在陪都的歡慶聲中，賦詩一首，痛悼愛子：“……太息翰兒立志忠，英年衛國盡強雄。何堪五次臨空戰，力竭疲身命亦終。秋風秋雨憶招魂，勝利反教流淚痕……”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從誡先生在《悼中國空軍抗日英烈》一文中，記述了當年梁、林二先生從北平南下流亡途中，跟一批年輕的空軍軍官結下了情同親人的緣分，他們成了軍官們的“名譽家長”，小伙子們一個一個圍繞在他們身邊，最后，又一個一個離開他們，一去不回，血灑藍天，只有一份份陣亡通知書和一些日記、信件和照片等遺物寄回他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