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理性共奏鳴

　　一個民族精神的凝結、力量的凝結，首先是青年群體的凝結；一個民族精神的高昂、戰斗意志的堅強，首先靠青年振臂高呼和勇敢實踐。

　　魯迅先生將“五四”初期、中期的青年按照狀態分成“醒著”“睡著”“玩著”“前進”幾類。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國和中國的青年經歷新文化思想啟蒙、洗禮已經２０余年，民族國家意識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強敵全面入侵下青年的愛國熱情和民族國家意識迅速燃燒，成為照亮中國前途的火炬。中國青年“醒著”并“前進”著，作為主力和先鋒救民族國家于水火。

　　一個國家和另外一個國家發生一場局部戰爭或者武裝沖突，靠軍隊的一部分人甚至是一支雇傭軍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對于一場抵御強國的全面入侵，它必須是整個民族，特別是這個民族的青年的反擊和抵抗。沒有全面動員，特別是廣大青年的全面動員，絕對不能取得勝利。因為，全面戰爭意味著全體國民的比拼，意味著體力、智力、思想力和愛國力的全面較量。而青年恰恰是體力、智力、意志、思想力和愛國力最重要的主體，是這個國家力量最深層的載體。這個時候當兵上前線靠青年，后方生產保障也靠青年。流血的是青年，流汗的也是青年。鮮血最早最快熱起來的是青年，思想能夠前行開拓的也是青年。一個民族精神的凝結、力量的凝結，首先是青年群體的凝結；一個民族精神的高昂、戰斗意志的堅強，首先靠青年振臂高呼和勇敢實踐。

　　抗戰初期，中國青年面對咄咄逼人、全面推進的日本侵略者，最大的困惑和思考就是：中國能不能勝利，怎么勝利？青年人應該做什么，怎么做？這是抗戰最重大的戰略問題，當時的青年對此不斷求索、追問、思考、實踐著，為多災多難的國家尋求一條獨立、光明的道路努力著。１９３８年，在延安的破窯洞里，經過８天９夜的嘔心瀝血，毛澤東寫出了驚世之作《論持久戰》，揭示了抗日戰爭發展的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寡助、我多助等基本規律，系統闡述了中國實行持久戰以獲得對日勝利的戰略。毛澤東還經常在抗大給青年學生講授《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批駁了“中國必亡論”和“中國速勝論”，給廣大的青年和民眾撥開了悲觀的迷霧，讓大家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后，出于臥薪嘗膽而“師夷長技以制夷”，掀起了留學日本的高潮，從１８９６到１９１１年，留日學生達到數萬人，留學的專業以政法和軍事為最熱門。周恩來、蔣介石、蔣百里都在其中，他們對日本的民族性格、軍事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這些積淀在抗戰中轉化為對敵的思想和行動力量，這樣的青春一代代傳遞下去。近代軍事學家李浴日畢業于日本中央大學，他的抗戰科學公式是：（武力抗戰＋外交抗戰＋經濟抗戰＋間諜抗戰＋宣傳抗戰）×舉國一致、堅持到底＝日本必敗、中國必勝。這個公式鼓舞著青年，催進著青年，為爭取抗戰勝利，拼搏向前。

　　蔣百里作為保定軍官學校的校長，李浴日作為黃埔軍校和中國陸軍大學的教授，他們看重的是青年，中國的青年心不死，人不絕，中國就不會滅亡，中國就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毛澤東、周恩來、蔣百里、李浴日等將自己青春的思想和意志這樣傳遞下去，青年也不負所望地接過火把，奔跑著、奮進著。一代代中國人將青春的理性和激情凝結在一起，形成了強有力的意志。

　　日本在入侵時，認為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速決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軍攻占南京，整個南京籠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恐怖中，３０萬手無寸鐵的無辜市民慘遭殺戮。日本則舉國狂歡，紛紛叫喊著擁上東京街頭，施放焰火，提燈游行，歡呼著“戰爭就要結束，中國已被無往不勝的大日本皇軍全面征服”。但是，中國人人敵愾，步步設防，構筑了有形和無形的堅強壁壘，軍民的慷慨之氣在戰爭中不僅絲毫未減，而且大有越戰越勇，越戰越強之勢。在１９３８年，日本已經看到了中國的頑強，取得勝利的自負氣焰一點點淹沒在中國人的堅韌中。侵華時期的日本陸軍少將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以抗戰情緒日益旺盛的中華民族為對手，在遼闊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軍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結束事變，幾乎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了。”１９４１年１月９日昭和天皇在日記中吐露了因低估中國的懊悔之言：“支那的強硬出乎意料，對事變的預測完全是錯誤的，日本輕視了支那，應該盡快停止戰爭，奮發１０年增強國力。”西南聯大法律系燕樹棠說：“我們抗戰力量，愈戰愈強，日本的野心已經變為夢想……”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抗戰期間來到中國，親眼目睹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承擔著國家社會的職責，將個人學問與國家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他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他說：“中國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會理想。認為中國人會屈從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誘降是不可思議的。”比利時天主教傳教士、《益世報》創辦者雷鳴遠在抗戰初期的感覺是：“我所聽到的，我所看到的，我所接觸到的，人人抗日，人人堅決抗日，并且人人在抗戰上愿盡義務，愿負責任。”狹路相逢勇者勝，堅韌者勝，正義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