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奮飛開新元

　　中華民族涅槃需要青年的浴火重生，在思想觀念、精神狀態、行動方式方面具有更寬廣的世界胸懷，能感知世界、感悟世界、感召世界。

　　中華文明五千年，輝煌而綿長，蓋希臘羅馬，超埃及印度，有人說得益于獨特的地緣條件，有人以為是由于有早早成熟的思想，但最根本的還是中華的偉大活力！這活力，來自一代又一代充滿朝氣的青年。北京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面對“炸彈像冰雹一樣從天空掉下”的殘酷場景，在潮濕的防空洞中這樣預言：“中國所走的路途相當迂曲，正像曲折的長江，但是她前進的方向始終未變。她日以繼夜，積年累月地向東奔流，在未來的無窮歲月中也將同樣地奔騰前進。不屈不撓的長江就是中國生活和文化的象征。”昨天，國有大難看青年，今天，助國鼎興是青年，青年要成為扛鼎的力士，青年又將與國俱興，成為中華子民中最富成就者。這正是江山代有人才出，長江后浪高前浪。

　　中國夢中的青年的使命擔當和責任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給出了最好的回答：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國一道前進，服務人民、奉獻祖國，是當代中國青年的正確方向。這就要求青年要做知行合一者，有激情、有理想、有行動。一沓綱領抵不過一個具體的行動，青年要從坐而論道轉為起而行之，做國家的建設者、保衛者、創新者。成為為富強、文明的國家理想而盡己所能的建設者；成為中國國家利益和安全的保衛者和世界和平的保衛者；成為為國家和世界注入新的活力和推動力的創新者。

　　在國家存亡、民族榮辱的考驗中，中國青年向國家、向歷史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那是一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那是一個群星璀璨的年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優秀代表，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新的作為。沈從文１９３８年在《給青年朋友》中寫到：“盼望青年朋友，相信青年朋友，從本身起始來努力，作一個人，作一個中國當前所需要的國民……建立一個標準，一種模范，由此出發，再說愛國，救國，建國。” 中華民族涅槃需要青年的浴火重生，在思想觀念、精神狀態、行動方式方面具有更寬廣的世界胸懷，能感知世界、感悟世界、感召世界。

　　感知世界，就是眼里有世界，心里有天下，能夠知道天下大事，預判天下大勢。《孫子兵法·謀攻篇》中：“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近代中國由上至下的閉目塞聽是衰敗的主要原因。道光皇帝在鴉片戰爭打完后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里。對世界的茫然無知一開始就注定了戰爭的結局。中日甲午戰爭前，中國對日本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可謂“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相反，日本對于中國可謂費盡心機、了如指掌。１９３7年日本全面侵華之前，有很多號稱中國通的人，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幾乎比中國人自己還了解，甚至日本繪制的中國地圖比中國軍隊自己用的還準確，研究中國的各種書籍資料紛繁多樣，這些有針對性的準備使得他在戰爭初期勢如破竹。今天與近代相比，中國已經不是東方的中國，不是歐亞大陸的中國，而是世界的中國，全球的中國。中國的命運和世界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亞馬遜河的一只蝴蝶抖動翅膀真有可能使長江漲水。在地理大發現時代誰先發現新世界，誰就先發展先強大，誰就有可能成為地球之王。現在是對世界感知得全面，感知得深刻，才能把握世界規律。這就要求中國青年不僅僅看到世界的表面，還要看到世界的更深層次；不僅能看到靜態的世界，還要能看到動態的全球。

　　感悟世界，就是善于學習世界的先進技術、文化、思想。只有善于學習的國家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間。近代以來世界科學中心依次從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到了美國。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本質上就是學習能力的轉移。二戰時期，美國吸納了全世界的優秀科學家，從此成為一個不僅有愛迪生，還有愛因斯坦的國家，從一個仰視歐洲科學的國家轉變為容納歐洲科學家的國家，從而迅速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感悟世界的敏銳度決定了發展的高度。國家是如此，個人也是如此。馬漢研究英國在拿破侖時代中獲得海上霸權的歷史，振聾發聵地為美國提出了一條走出孤立主義走向海洋的道路。１９１９年，毛澤東２６歲，他創辦了《湘江評論》并發表創刊宣言。在宣言中毛澤東指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并號召“由強權得自由”。這樣洞察世界大勢的判斷得到了李大釗很高的評價，被《晨報》認為“魄力非常充足”。在全球化時代，技術日新月異、政治瞬息變化，今天的青年需要更寬廣的世界視野、更深厚的科學知識以及更強的俯身學習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不負青春不負國家。

　　感召世界，就是在感知、感悟的基礎上達到感召世界的新境界，形成吸引世界新的中華軟實力。在歷史上我們曾經長期感召世界。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不僅首都長安是國際大都會，而且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定居，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唐朝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１３世紀，來自意大利的馬可波羅在中國游歷了１７年，回到威尼斯后，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１７世紀德國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科學家萊布尼茨高度評價了中國文化，認為中國的知識是“一種不可估量的財富”，他認為歐洲應該向中國學習，竭力計劃在法國、德國、奧地利、俄羅斯設立有中國研究部門的學士院。在１８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眼里，中國是近乎完美的，他說：“在歐洲，我們沒有一個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證明是能和中華帝國相媲美的。”２０世紀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在他寫的《中國問題》書中有一句感動世界的話：當一個國家強大得不想去侵略別國，那么，這個國家就叫中國。中華文化以其獨特的魅力成為人類的一顆璀璨明珠，今天應該讓她的光芒照耀得更亮更遠。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精辟地分析過大國與小國的不同。他極具洞見地指出：“小國的目標是國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國則注定要創造偉大和永恒，同時承擔責任和痛苦。”大國的青年因此得承擔更大的責任。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國走出內斂式的自我發展，已經到了破除強必然霸的迷夢的時刻，到了中國走回自身的時刻，到了中國承擔與之能力、地位相應的世界責任的時刻。

　　70多年前，林徽因以血淚寫了詩歌《哭三弟恒》，來祭奠１９４１年空戰中犧牲的弟弟：“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來哀悼你的死；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你……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那不朽中國的歷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此時，讓我們為青春，為國家再讀讀、再想想、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