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先鋒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社會結構日趨合理，在此基礎上引領政治體制和思想觀念朝著更加進步的方向變革。

　　唯物史觀認為，“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共產黨宣言》序言中的這段話不僅簡明地概括了一個時代的構成要素，而且對這些要素進行了邏輯構建，形成了“經濟生產——社會結構——政治——精神”的分析鏈條，從理論上說明國家治理應該是經濟生產、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制度）、思想觀念領域的整體性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社會結構日趨合理，在此基礎上引領政治體制和思想觀念朝著更加進步的方向變革。完整掌握這一分析方法，對于認識我國國家治理體現代化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是促進經濟生產的發展

　　判斷一個國家治理是否實現了現代化，可以列舉出一大串指標，但是這一切指標背后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國家的經濟生產能力。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治理能力是否現代化最有說服力的標尺。如果經濟生產長期徘徊不前，或者處于下行的風險區，在國際比較中長期處于劣勢，那么國家治理就缺乏厚實的家底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談國家治理現代化最起碼的資格恐怕也沒有。所以，經濟生產能力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硬道理、硬條件，更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底線標準和第一標準。

　　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的，就是實現國強民富、國泰民安，或者說實現中國夢。實現中國夢，關鍵還是把經濟生產搞上去。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主要矛盾沒有變，發展中大國的地位沒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提升，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改善，處理國內外復雜問題的騰挪余地擴大，這些成就歸根結底是經濟生產發展的結果。

　　當前，我國正面對著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戰略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要抓住機遇、化解矛盾，最根本的還得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堅持發展是硬道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遺余力地把經濟生產搞上去。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最講發展生產力，不發展生產力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同樣，經濟生產上不去，說到天邊也稱不上國家治理現代化，更談不上有現代化的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注重培育和形成良性的社會結構

　　每一時代的經濟生產都是在既定的經濟關系中進行的，并且在生產出物質產品的同時也生產出新的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總和就構成了既定的社會、既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由經濟生產所產生的社會結構對經濟生產具有促進作用，但這種作用并不是自發地發生，如果不自覺地加以調控，往往會產生社會對立、撕裂社會關系。

　　中國經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經濟生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大二公”的所有制關系演變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計劃經濟形式演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勞分配方式被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取代。與經濟生產的變化相聯系，社會成員在受教育程度、就業方式、收入及財產占有多寡、社會地位等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差異，“兩大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既難以準確描述現有的社會結構，更難以用此框架來分析和解決存在的社會問題。然而，處于分化和形成之中的我國社會結構正呈現出許多令人不安的跡象：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的扼制；利益獲取的方式、渠道、手段日益固定，利益固化的藩籬局部形成；社會階層流動通道變得狹窄和梗阻，社會弱勢群體改變命運的機會減少，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代際相傳跡象顯現；社會心理焦躁，社會不信任感上升，社會意愿的非理性表達頻發，等等。假若放任這些現象按照自身邏輯發展，或者執政黨不能有效地加以調控，社會結構恐怕向兩極對立的方向演變。關于這一點，鄧小平在1993年就警告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著眼于社會結構的塑造，在政策選擇上要“調控兩端，擴大中間”，即調節高收入、提高低收入、擴大中等收入，逐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結構。這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社會沖突，體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和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國家治理現代化要建立在民主法治和核心價值觀認同的基礎之上

　　經濟生產和社會結構是社會政治和精神的基礎，經濟生產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就其形式上來看只是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社群構成的變動，就其內容來看則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和新的利益主體產生。細微的利益變動都會觸及每一個社會群體和個體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領域，引起人們政治訴求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從而對已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形成挑戰。

　　這種挑戰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利益的調整與變動直接影響到社會成員的政治心態、文化心態，使利益獲得的弱勢者產生出政治地位失落感和意識形態的認同危機，甚至導致對政治制度和主流思想觀念的不信任和拒斥。二是新社會階層（利益主體）的出現和成長發育無疑打破了業已存在的利益格局，實現利益格局的再平衡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三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物的獨立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地位的確立，使人們思想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增強，自主表達個人權利和訴求的愿望日益強烈，思想的多樣性有了存在的利益基礎。四是利益的獨立性也加速了人身依附關系的瓦解，促成了“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各種社會組織開始成長、成熟，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需要在法律上重新規范、在制度上重新安排。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從根本上、制度上、全局上回應這些挑戰。一是通過頂層設計在制度上明確執政黨、政府、市場、社會等主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職能、作用，暢通民主渠道，廣泛而真實地反映社會民主訴求，實現國家治理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二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既要維護傳統意義上的“兩大階級一個階層”的利益，使其利益增進與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增長相匹配，不斷鞏固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公地位，又要維護新社會階層的權益，保護其合法財產權和政治地位，鼓勵其創業干事的熱情，實現社會利益主體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各顯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三是適應人們思想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的現實和現代傳媒的興起，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既鞏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又引領多樣發展，形成一元主導、多樣并存思想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