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改革就意味著改變“其他條件”，贏取改革紅利

　　城鎮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我們知道，城鎮化也是一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的過程。但是，這句話只是個學術用語，真實的勞動力轉移現象，并不表現為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因為目前務農的勞動者大多是年齡偏大的，絕大部分是40歲、50歲以上的，他們已經不再轉移了。我們看到的轉移，其實主要是農村新畢業的中學生，在畢業之后選擇進城，而不是務農。本來，我們假設他們的機會是務農，但結果他們沒務農，所以我們稱之為農業轉移勞動力。因此，真正轉移的勞動力大體是在16到19歲之間的農村人口。

　　從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可以發現，在2014年，農村16歲到19歲人口的總量已經達到峰值。也就是從今年開始，就進入負增長。如果我們把這個年齡人口的數值圖畫出來就會發現，以2014年為峰值，它顯現出一個倒“U”字形的曲線。如果再把外出農民工的變化圖也畫出來，在2014年之前兩者趨勢上是完全重合的。由此可以很自然判斷出，未來外出農民工也有負增長的可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今年第一季度就是負增長。第二季度雖然有所恢復，但是整個前半年是0.1%的增長率，而這個數字去年還是1.3%。因此可以認為，外出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將減慢。

　　這也是目前城鎮化減慢的原因，這個速度的減慢已經進一步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未來也是這樣。“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從過去30余年的10%左右降到“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今年“十二五”就收官了，明年開始進入“十三五”。“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假設改革效應還沒有釋放出來，沒有其他積極因素的話，可能只有6.2%。不過，經濟預測的一個特點是往往做出“假設其他因素不變”，但是，現實中“其他因素”常常變化，更重要的是，推動改革就意味著改變“其他條件”，贏取改革紅利。

　　城鎮化蘊含了諸多的改革內容，將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

　　我們不希望“十三五”期間只是6.2%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我們必須抓住能夠盡快釋放紅利的改革。改革紅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來自于城鎮化，城鎮化蘊含了諸多的改革內容。但是城鎮化也減速了，什么東西能夠重新激活它呢？我們說城鎮化是個好東西，是因為它的核心是把現有的生產要素進行更好、更聚集的組合，形成更高的生產率。但是，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城市的管理能力和資源的配置能力是有限的。因為這種能力是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或者說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

　　在這個特定發展階段，城市管理能力不足，導致城市化效益的邊際報酬遞減現象，資源配置效率提高速度沒有那么快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圍繞資源配置效率推進城鎮化，仍然有兩條出路。一條出路是在內涵上推動城鎮化。內涵城鎮化就是說，我們不僅僅要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更要看戶籍人口的百分比。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如果我們城鎮化按傳統的常住人口統計不再增長，但是能夠把現有已經在城市常住的農民工和家屬變成城鎮戶籍人口，僅僅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獲得人口紅利的延續和新的增長潛力。這樣可以做到“一石三鳥”的改革紅利：增加勞動力供給、延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擴大消費需求。另外一條出路就是推動外延的城鎮化，走區域性的一體化發展道路，像中央部署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可以形成資源和要素互補，不同的生產要素稟賦會賦予三地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機會。未來我們生產率要提高，必須仰仗這方面的資源重新配置。某種程度上說，資源稟賦的差異越大，協調發展進行資源重新配置的機會也就越多，各地獲益也就越多。

　　（供圖：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