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教授 葛晨虹

　　現代社會治理中，政治精英、制度學者容易強調制度建設及其功能，這是對的，沒有制度和法治，國將不國，但制度治理不是唯一的。我們在強調大力發展外在制度性規范建構的同時，往往忽略了現代人的內在心靈秩序問題。

　　轉型期人們的心靈秩序往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市場經濟、現代化帶給人們諸多物質滿足的同時，也帶來了某些心靈秩序的“碎片化”和“無意義感”，個人的無意義感、無歸屬感、無認同感、孤獨感，是許多現代人的精神心理狀態。倫理思想史上提出三問：什么是好生活？為好生活我們應該怎么做？人應當成為什么？現實生活中，仿佛我們更關心“應該如何行為”而不是“成為怎樣的人”及“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規則功利主義導向的世界，往往使人忘記了人性的高貴、人的美德的意義，喪失了人的精神家園，淪為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物化”的“單面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片面“物化”的發展忽略甚至放逐了精神家園、意義價值和人性的追求，社會出現大量道德問題，也因此人們把由現代“物化”生活模式、規則功利主義而發生道德社會規導的局限，稱作“現代性的道德困境”。

　　另一方面，隨著傳統社會結構的解構，人際關系建立在了一種非血緣、陌生人的利益關系基礎上，交往活動不再囿于親緣范圍而發生在陌生人之間，體現為一種現代性的公共交往。陌生人交往或現代公共生活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友愛德性即公共精神的普遍化，其中就包含著對陌生人的友愛和他人意識、責任意識。而在市場化大潮下，原有血緣關系社會基礎和精神文化被沖破后，新的契約關系和適應陌生人際的公共精神還未準備齊備，這就容易出現“道德冷漠”、“低信任度”等等社會道德問題。以道德冷漠為代表的轉型期道德困境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公共精神”或者“公共社會德性”。也就是說，現代公共生活中陌生人之間的人際相處，需要更多的他人意識和“共在”意識，需要更多的對他人、陌生人的尊重和友愛，即需要道德公共精神來調整。外媒對“中國人的分析報告”說：“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祉，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這類分析報告雖然不全面，但也不失深刻，觸及到中國人公共精神、他人意識、友善能力方面一定程度的缺位。

　　“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表明社會治理進入系統治理、制度治理的語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要簡單陷入“唯制度主義”單向解讀中。對于現代社會治理與現代人生活質量和幸福感而言，僅有物質不夠，僅有制度也是不夠的，要想建立真正公平而和諧的社會，在制度正義、依法治國基礎上，還需要社會德性、公共德性和人性良知作為重要補充。社會秩序應該是制度法制規則秩序加上“心靈道德秩序”、“他人意識”和“公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