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抗戰勝利的政治前提。毛澤東指出：“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511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改變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狀況，建立各黨派同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有效方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是國共合作抗戰，但國民黨始終擺脫不了反共滅共的階級局限和獨裁專制的思維桎梏，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即使有條件地開放黨禁，但排斥異己、限制民主，實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不斷制造反共磨擦，發動三次反共高潮，使得實現全民族抗戰的過程步履艱難。共產黨展現出以民族大義為重、抗戰大業為先的胸懷，表現出一個成熟政黨處理復雜問題的智慧和能力，率先提出“抗日救國”的主張，建立并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從而解開了國共磨擦的死結，開創了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為了民族大義，共產黨堅定地承擔起維護和鞏固統一戰線的政治領導責任，確定“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在發展抗日運動與“抗日高于一切”的旗幟下解決與國民黨的矛盾磨擦，使國共關系即便出現皖南事變的重大危機也沒有破裂，維持了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局面，成為中國社會各種抗戰進步力量團結的軸心。沒有共產黨的倡導維護，就無法解決全國抗戰力量的凝聚組合問題，全民族抗戰的局面就不會形成。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扮演著實際領導者的角色。

　　確定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實施正確的戰爭指導。全國抗戰爆發前后，國共雙方都提出并實施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但國民黨的戰略是“持久消耗”，把戰爭進程劃分為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兩個階段，強調“以達成‘持久戰’為基本主旨”，層層布防，力保要地，把取勝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美英等大國參戰。共產黨的戰略則是持久制勝，將抗戰過程分為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強調戰略相持階段“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并提出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相結合等一整套戰略戰術，為中國抗戰勾畫出清晰的路線圖。共產黨把持久制勝的基點堅定地放在“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實行人民戰爭、形成犬牙交錯的長期而廣大的戰爭狀態之上。特別是在敵后抗戰最困難的時期，強調采取“熬”的戰略，以黨的一元化領導整合各種力量，在根據地實行“十大政策”，以人民戰爭的整體戰抗衡敵人的“總力戰”，不斷壯大自身、削弱敵人，“熬”出勝利的條件。持久戰是中國抗戰的制勝要髓。正因為國共雙方都堅持了持久戰的指導方略，中國抗戰才能夠持久取勝。也因為雙方在持久戰的理解和實施上差異很大，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才會局面迥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創造兩個戰場戰略格局，能動把握戰爭主動權。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和游擊戰爭與國民黨主導的正面戰場和正規戰爭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是中國抗戰的顯著特征，是日軍在中國陷入泥沼而無法獲勝的根本原因之一。國民黨軍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全國抗戰前期對粉碎日軍速戰速決企圖貢獻很大。但國民黨軍作戰機械呆板，硬拼實力，直到抗戰勝利也沒有組織起戰略反攻，始終無法扭轉正面戰場的被動態勢。開辟敵后戰場，開展游擊戰爭，是共產黨對抗戰勝利的偉大貢獻。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麻雀滿天飛”，“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迅猛實施戰略擴張，在華北、華中和華南敵占區開辟出廣闊的敵后戰場，形成了中國抗戰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并存的戰略新格局，從而扭轉了因國民黨軍作戰失利而造成的戰爭頹勢，盤活了中國抗戰的棋局，迫使日軍陷入顧此失彼、兩面作戰的境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軍最多將其在華兵力的75%（不含關東軍部隊）和幾乎全部偽軍投入敵后戰場，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主要戰場。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領導游擊戰爭，使游擊戰“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