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國學熱、大學校長領導力、“一帶一路”輕裝上陣、無縫時代的審美、簡政放權、供給創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張師偉：國學熱不能突破現代政治價值的底線】
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師偉指出，當下“國學熱”已經在社會上演變為商業化氣息濃厚的讀經熱、尊孔熱，甚至一些商家趁勢辦起了各種層次、規模、檔次的讀經班、國學班、女德班。這種“熱”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所謂國學在人生觀、價值觀等領域的作用。但必須指出的是，在公民意識與能力仍然不足的情況下，“國學熱”對舊道德、舊倫理的美化性表述及崇拜儒家經書、崇拜儒家圣人等經學化思維方式，不僅將極大地妨礙現代政治價值在中國社會的發育與普及，而且對主流意識形態所建構和依賴的現代政治價值也產生了極其明顯的侵蝕效應。因此，從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的角度來看，“國學熱”不應該也絕不能突破現代政治價值的底線。
第一，“國學熱”不能回避自身的價值傾向。不可諱言，“國學熱”盲目抬高了傳統時代儒家圣人至高無上的真理權威，以儒家傳統的主流價值諄諄教誨民眾，客觀上形塑著傳統時代普遍的臣民人格，因而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價值傾向問題。第二，“國學熱”是對人人平等的政治價值的沖撞。“國學熱”中出現的跪拜孔子、提倡女德等現象，實際上已經沖撞了現代社會的政治價值底線，需要引起警惕。第三，“國學熱”不應提倡崇拜的經學思維。中國現代政治價值中的平等、自由、法治、民主等都與經學思維方式存在重大沖突，因而后者在新時代的主題應該是終結，而不是復興。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吳康寧：當下中國大學校長領導力普遍低下】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中心教授吳康寧撰文指出，當下中國大學校長領導力所呈現的這樣一種狀況，即：就視野、理念、知識、能力及人格等個人素質本身而言，許多大學校長似乎都能勝任，或基本勝任領導一所大學，但在實際辦學過程中卻很難實現對學校的有效領導，很難以教育理想為指引，用遵循教育規律、符合教育常識的辦學思想與行動綱領，去凝聚全校教職員工的共識，充分發展學生的才能與個性，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各種人才，尤其是創新人才。換言之，在實際辦學過程中，大學校長們并沒有多少領導力，或者說領導力普遍低下。當然，由于種種復雜原因，我們很難通過實證調查對于這種狀況予以量化證明，但它確實是我們在大學辦學實踐中幾乎隨時隨地都可觀察到、感受到的一種普遍現象。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普遍現象，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大學校長的角色困擾，即大學校長的本源性角色與附加性角色牽扯在一起、糾纏在一起，以致于大學校長常常因為不得不扮演附加性角色，而影響其承擔本源性角色，結果導致領導力低下。
摘編自《探索與爭鳴》
【梁海明：“一帶一路”應輕裝上陣】香港經濟學者、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一帶一路專家委員會委員梁海明認為，“一帶一路”的概念，取自中國古代最著名的跨境商貿拓展——“絲綢之路”。然而，古代絲路上中國對外輸出的產品很“輕”，主要是絲綢、茶葉和陶瓷等，如今在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倡議下，率先走出去的產業卻都很“重”，如高鐵、核電、航天科技和港口等。對中國更多期望在“一帶一路”下尋找機遇的中小企業而言，這樣的側重更是“重”不可攀，有些企業甚至產生“一帶一路”倡議與己無關的想法，對其漸失興趣。
因此，中國政府在推動“重”項目走出去的同時，也應該多考慮諸如影視、美食文化、中醫藥、現代農業和日用品等相對比較“輕”的產業走出去。此外，還需講究“男女搭配”，更重視女性的力量。
摘編自 光明網
【王立剛：無縫時代我們困惑的不是“美是難的”而是“美太容易了”】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王立剛認為，無縫時代，顯然是人類幾千年追求的一個大勢，審美方式也必然受到這一趨勢的改變。當技術使我們通過數字信息這種終極介質獲得更好的在場感，那藝術場所將失去大部分意義，或者反過來說，正是由于技術條件的落后，我們曾經發明了很多藝術媒介，這些媒介各有特性，無法整合到一起，所以誕生了各自的藝術場所。這些場所是現實的空間，只能保證一部分人“在場”，而另一部分人只好被屏蔽。未來的終極媒介卻具有無限的整合能力，將使我們每個人都能隨時隨地享受審美的愉悅。這不能不說是技術帶給絕大多數人的一種福利。
但并不是說這種新的審美方式完美無缺。首先，終極媒介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大大強化了審美的個體性，曾經我們前往博物館和美術館，是主動投身于一種悠久漫長的文化傳統，而今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像原子一樣孤立的審美個體都可以面對藝術品進行欣賞，“個體化”進程將通過終極媒介達到頂點，屆時，作為“孤獨的審美者”的我們該如何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此外，極其便利的媒介，將不斷使審美活動日常化，從而也大大降低了審美感受的強度。在古代社會，節日和慶典嚴格按照時間發生，在“期待”之中，渴望的焦慮不斷累積，這是為什么古代節慶會激發強烈感受的重要原因。在空間上，“前往”藝術場所的過程，也具有同樣的心理作用。一旦“期待”和“前往”消失，審美就逐漸同化為日常生活，那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神秘”將去哪里找尋？
摘編自《人民日報》
【馬寶成：簡政放權和放管結合是政府改革的一體兩面】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寶成認為，簡政放權推動了放管結合，提高了政府的市場監管能力。某種程度上說，簡政放權和放管結合是政府改革的一體兩面。從簡政放權的實際情況看，從上到下還都存在著“會批不會管”、“對審批很留戀、對監管很迷茫”的問題，影響了政府的市場監管能力。針對這些問題，必須把“管”這篇文章做好，切實加強監管。因此，簡政放權堅持“放管結合”，出臺了若干加強市場監管的文件政策，如《國務院關于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見》、《企業信息公開條例》等，加大了市場監管的力度。
摘編自《解放日報》
【陳憲：供給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指出，對于從事技術創新的創業者來說，孵化器和風險投資是必不可少的兩個條件。今天的孵化器主要不是場所的概念，而是各種服務的提供是否完善、是否配套的問題。創業服務產業的發展將逐步成為孵化器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地方政府以前在這方面的作用。風險投資應該是創業服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本身又相對獨立，介于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一個重要通道，就是風險投資產業，而這恰恰是我們的“軟肋”。
在創業創新的生態系統中，大學產生創辦新創公司的人力資本，即創業創新人才；創業服務產業和風險投資產業則為他們創造相應的條件；創業者和風險投資人都在進行需求試錯，都有強烈的試錯為“對”的沖動，他們之間的對接能夠較好地解決產業化的機制問題。無論在硅谷，還是在硅溪，新技術研發成功后，或在技術市場上轉讓，或新創公司被大公司兼并，抑或在創業板上市。如此種種，就是內在創新的創業與產業化過程的良性互動。
摘編自《文匯報》
【李萬強：災難多發有必要完善國際救災法】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李萬強指出，盡管自古以來就有洪災、地震、麻風病肆虐等災害事件,但人類應對災難的形勢似乎愈發嚴峻。其一,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使得災難受害者與以往相比可能更為眾多。其二,社會、經濟以及技術的發展客觀上使得災難的成因不僅限于自然因素,也可能源于人為因素。于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國際救災法作為國際法的一個新的分支,開始形成并取得長足發展。自產生之日起,國際救災法一直是在國家主權原則和滿足人道主義需求原則的張力中發展前行。國家主權原則要求國際救災行動必須以受災國的同意為前提；國際救災行動不得用于推行某一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立場,不得成為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救助方應當尊重當地的文化與風俗習慣；在信息披露和宣傳報道方面,救助應當顧及災難受害者的人格尊嚴等。滿足人道主義需求原則要求受災國不得隨意武斷拒絕國際救助,救助應當滿足基本需求并致力于減輕當地應對災難的脆弱性等。
另外,考慮到國際救災的目的在于應對受災國自身力量不足導致的“緊急”之需,便捷原則也應成為國際救災法的基本原則并應加以突出和強調。這一原則一方面要求受災國為救災人員及物資的出入境以及國內流動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要求救助行動應當快速有效。當然,從廣義上看,便捷原則也來源于滿足人道主義需求原則。可以說,國際救災任何法律問題的妥善解決、未來國際救災法的成熟與完善,都取決于國際社會如何在尊重國家主權和滿足人道主義需求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
摘編自《法制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