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規民約有利于緩解城市流動人口壓力

　　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給城市帶來了極大的人口壓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超負荷問題已經十分凸顯。近年來，中國已經采取了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辦法疏散大城市人口，但生產力的合理分散布局是一個長期過程，在短期之內，大城市仍然是最具人口吸引力的經濟中心，因此，單純經濟層面的改革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大城市人口問題的“燃眉之急”。在經濟層面之外，觀念層面的地方歸屬感的營造也是吸引流動人口回流的重要原因。對于遠赴城市營謀生計的農民而言，城市只是暫時寄居的他鄉，而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才是他們長久的精神寄托。大多數流動人口終年在城市務工，有了一定積蓄之后則回到故鄉蓋新房、娶妻生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流動人口“工作”和“生活”的場所是分離的，他們雖然長年在外，但他們大多數重大的生命過程都發生在鄉村之中，對他們而言，“落葉歸根”是一種自然的生活邏輯，當他們在城市的工作使命完成之后，回到家鄉生活便是一種很自然的人生抉擇。對于城市而言，流動人口的這種“有來有回”的流動形式意味著他們將不會在城市長期定居，從而緩解了城市解決流動人口永久性生活的壓力。

　　鄉規民約的保留是營造地方歸屬感的重要方式。以鄉規民約對于土地權屬和使用方式的規定為例，在中國傳統的村落社會，人對于土地的情感與親屬制度、祖先崇拜交織在一起，土地成為其所有者人格的一部分，在村落中，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的族產和族田，這些族產和族田不能隨便轉讓或者賣給異族之人，否則將會受到族規的嚴懲。對于村民們而言，公共土地的存在意味著對于家鄉的情感歸屬，土地確認了家鄉的邊界，不管在哪里營生，他們最終都需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生活。

　　鄉規民約有利于村民法律意識的培養

　　依法治國需要建立在人們對于基本的法律原則有充分認知的基礎之上，因此，法律教育是依法治國得以有序展開的基礎。在鄉村社會中，宏大的意識形態話語由于距離鄉村日常生活實踐太遠而無法真正影響村民的道德和價值觀念，因此，國家主導的法律教育并不能真正形塑村民的法律觀念。在鄉村社會中，由村長、組長以及其他村落社會中的權威所宣講的鄉規民約也是一種法律教育的形式，相較于國家法而言，鄉規民約有傳統作為依托，更貼近于地方社會的實際，因此比其他形式的法律教育更加深入人心，更加被人信服，在基層社會中是最有效和最節約成本的法律宣傳和法律教育的形式。鄉規民約在鄉村社會中是一種法律意識很強的總體性依托，對于鄉規民約的宣揚和實踐既是民族—國家法律最重要的基礎—權力意識的來源，也同時使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和法律意識在村民的觀念中得以普及，使國家法在鄉村的確立過程更加順暢。

　　鄉規民約之所以能在法律意識的普及方面發揮基礎性的作用，是因為它在某些基本理念上與國家法的原則是相通的。在傳統鄉村社會中，鄉約所確立的地方道德體系與國家的道德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是同構的，因此，傳統的鄉規民約往往同時被蒙上一層濃重的意識形態的影子。以侗族傳統的鄉規民約為例，黔東南茅貢鄉寨母侗寨有一塊道光二十五年所立的石碑，碑文記述了侗寨人為整治風俗而訂立的十二項款約，碑文的開頭即寫道，“朝廷有禁律，閭里有鄉條，均所以約束人心，而近風俗也”，可見，在傳統侗族人的觀念里，鄉條與朝廷律令所規定的“風俗”具有道德意義上的相似性。細看侗族《約法款》中的條款，侗寨傳統的鄉規民約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是對包括殺人、傷害、偷盜、奸淫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的界定和懲罰，這些條款即使在今天的國家法中也大都被界定為不道德的行為或者是犯罪行為，由此可見，傳統鄉村社會中所奉行的“風俗”可能是國家和地方社會共同建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