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潔　張波

　　4月25日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在京召開了“第三屆中國國際戰略研討會”，會議恰逢國際戰略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來自中央黨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資深專家們共計七十余人出席了此次會議。與會代表圍繞國際體系變革與中國戰略選擇這個中心問題，分別在“大國關系”“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亞太秩序”“全球治理體系”四個議題下主題演講，并進行深入交流和探討。

　　大國格局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大國格局是把握國際關系發展趨勢的基本抓手，中國以及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有可能帶來國際秩序的調整。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教授判斷未來5—10年國際格局可能呈現四個等級的梯形格局。第一個等級是頂端的美國，第二個階梯是中國和歐盟，第三個梯隊為俄羅斯、印度、日本，第四梯隊為巴西、韓國、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亞等新興國家以及以色列、沙特等有特殊地位和影響力的國家。國防大學唐永勝研究員分析認為，理解國際秩序的變化需要考慮舊的邏輯與新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地緣政治、強權政治是舊的邏輯，新的現實是網絡發展、全球性問題，二者的矛盾直接體現在國家間地區間的非零和博弈的上升。

　　大國關系是國際政治的核心，中國與美國、俄羅斯、歐洲以及日本等國家的關系依然是學者關注的焦點。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研究員提出，大國格局現在單從力量對比很難說清強弱，但是從國際秩序、規則以及秩序而言可以分曉實力差異；目前中美關系間核心問題轉變為國際秩序問題，即中國實力上升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洪研究員提出，從歷史上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取決于兩點，即制度文明和實力：當日本認為制度文明和實力雙雙不如中國，就采取學習策略，比如唐朝；當日本認為中國制度文明不如本國，但實力強于本國，就采取防御戰略，比如元朝；當日本認為自身制度文明強于中國，但實力不如中國，就侵擾中國，比如明朝；當日本自認制度和實力均超過中國，就進行侵略，比如晚清和民國。現在安倍政府采取防御策略，中日關系依然存在很多變數。

　　聯合國安理會改革

　　與會代表均表示，由于聯合國的效率問題、代表性問題和決策程序的不透明，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勢在必行。聯合國目前的角色和安理會的改革方案是會議討論的重點。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劉建飛研究員提出，二戰后冷戰秩序和聯合國秩序兩種秩序主導國際格局發展，1945—1971年冷戰秩序主導，1971—1989年兩種秩序共同主導，1989年冷戰結束，聯合國秩序主導。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周琪教授概括了中美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的觀點差異：管理體制改革方面，中國堅持代表性原則和地域平衡；美國主張效率原則，希望增加“民主陣營國家”，關注候選國在反恐、反擴散和人權方面表現。關于否決權問題，中國認為要限制否決權的使用；美國不贊成否決權擴大，但是不同意限制否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