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家治理對于比較政治學的意義

　　從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術史來看，國家治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內容。比較政治學最重要的發展出現在二戰后的美國。到20世紀末期時，比較政治學已經發展出結構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主義三大流派，而這三大流派中有許多關于國家治理的經典研究。

　　結構主義的比較政治學以舊制度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為基礎，并吸納了政治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一些成果。結構主義將人類的社會生活視為由過程、關系以及互動形式構成的宏觀系統。具體而言，結構主義的國家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主題：第一，國家治理模式。例如，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所考察的便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這些國家治理模式(民主或專制)的不同，同時摩爾在選擇案例時也基于民族國家(英國、法國、美國、中國、日本和印度)。(12)第二，國家崩潰和國家建構。例如，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將民族國家作為她的分析單位，并重點考察了國際背景和國內因素如何影響舊政權的國家崩潰以及新政權的國家建構。(13)另如，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現代世界早期的革命與反叛》中對國家建構和國家崩潰的問題進行了頗有見地的討論。(14)第三，國家自主性。埃里克·諾德林格(Eric Nordlinger)的《民主國家的自主性》和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的《捍衛國家利益》則對國家自主性的問題有非常深入的分析。(15)第四，國家與現代化轉型。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在《國家與工業轉型》中的研究試圖解釋為什么一些國家成功地實現了社會的工業化轉型，而另一些國家則還遠未成功。(16)整體來看，結構主義學派對國家治理研究是非常重視的，這一點還可以從論文集《找回國家》中得到印證。正是因為這本書，埃文斯和斯考切波等人還被學界賦予了“國家回歸學派”的稱謂。(17)總而言之，結構主義使用一種整體主義的視角關注國家治理模式、國家建構、國家發展以及國家崩潰等一系列宏大問題。結構主義將國家治理視為一個宏觀的歷史進程，強調關鍵事件、歷史節點以及時序等因素在國家治理模式形成中的特殊作用。

　　理性主義的比較政治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下發展出來的，主要借用理性人假設、產權、交易費用等基本概念來分析比較視野下的政治問題。該流派重點關注個體行為如何導致集體結果。理性主義關于國家治理的經典研究集中體現在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和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等人的作品中。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中試圖證明國家衰落和經濟蕭條與利益集團的分利行為有密切的關系：如果國家可以形成限制分利集團的低成本制度，那么國家就可以獲得持續的經濟繁榮。(18)貝茨的《熱帶非洲的市場和國家》也遵循了這種“微觀著手，宏觀著眼”的分析路徑。通過對政治精英的行為和選擇的調查，貝茨試圖找到導致這些非洲國家病態政策的宏觀原因。(19)瑪格麗特·萊維(Margaret Levi)的《同意、異議與愛國主義》則從微觀視角出發考察了國家(統治者)與社會(被統治者)之間的稅收談判問題。(20)理性主義的國家治理研究從利益集團或政治精英的微觀行為出發，探討這些理性選擇行為如何導致國家興衰以及政策失敗等宏觀問題。

　　文化主義的比較政治學以西方主流現代化理論為基礎，并汲取了文化學和人類學的一些研究成果。文化主義試圖把握人們對生活方式、意義系統以及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其重點關注是其所觀察的政治現實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文化主義路徑的這一研究特征集中體現在以下經典作品之中。在《公民文化》一書中，阿爾蒙德等人力圖表明國家對文化的建構作用實際上微不足道，而更應該重點關注的是公民價值對政治的深遠影響。(21)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安德森對國家以及以國家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即民族主義)采取了一種解構的手法，把國家和民族主義解釋為一種在印刷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想象的共同體”。(22)格爾茨的《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則將這種國家的文化解釋發揮到極致。格爾茨認為，在巴厘的政治模式中，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劇場，國王和王子是主角、祭司是導演，農民是群眾演員、舞臺職員是觀眾，而場面、儀式、榮耀以及沖突則構成了劇情的內容。格爾茨的這種文化主義解釋將國家的作用倒轉過來；“權力為場面服務，而不是場面為權力服務”(23)。在這里，儀式不是權力的工具，而本身就是一種目的。整體而言，文化主義的國家治理研究盡管在研究國家，但是其結論卻是在削弱國家的作用，或者說是給國家層面的互動提供一種文化解釋。

　　盡管國家治理對于比較政治研究如此重要，但之前的研究者并沒有非常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也并沒有將國家治理作為一個比較政治學的重要內容抽取出來。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西方比較政治學的核心議題逐步轉向民主化和民主轉型，而實際上這兩個概念中都蘊含著某種知識的霸權。按照西方學者的表述，民主化和民主轉型都是指一種從非民主政治(權威政治)轉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過程。(24)而且，從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界定來看，中國不是民主國家，而是需要向民主轉型的權威主義國家。(25)所以，按照這一思路，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差等制度。如果我們接受了這一表述，實際上也就接受了西方知識對中國制度的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特征的安排。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美國是西方比較政治學學科最發達的國家，而美國的比較政治學有著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征。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國的比較政治學一直在為美國的對外戰略服務，即通過政治知識的傳播，確立發展中國家對美國模式的尊崇地位。尤其是美國的一些比較政治學者長期接受美國政府部門(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這種資助使其很難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

　　簡言之，西方比較政治學的這種“民主化轉向”使得人們對比較政治學的研究重心產生了一種誤解，即認為只有政治轉型和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較政治學。這種觀點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論的特征，也帶有強烈的知識霸權特征，其潛在含義是要求非西方國家復制西方的道路。這種觀點用政治轉型和民主化替代了真正處于中心位置的“國家治理”，忽視了國家治理的階段性、多樣性和復雜性，并且讓比較政治的研究范圍變得狹窄和局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