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所謂中國民族主義“刺激”九一八事變謬說

　　已故日本慶應大學法學教授中村菊男分析九一八事變的原因，把責任推到“中國民族運動的抬頭”。“在滿洲和中國大陸，排日、抗日運動風起云涌，俄日戰爭以來，日本所獲得的權益，因之逐漸受到‘侵害’”，他認為，在1924年，中國新抬頭的民族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組成共同戰線，“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遂受到很大威脅”。他還認為，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在滿洲掛起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后，滿洲在政治上便與中國本土連在一起了”，這與日本政府關于分離滿洲與中國的國策是不相容的。他的結論是，九一八事變是“尋求壯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滿洲遭遇到抵抗，中日兩國的利益在滿洲的沖突。”中村菊男這種評價，根本站不住腳。其實質就是在尋找侵略中國的理論根據，或者說就是一種發動戰爭的理論。

　　把一個獨立國家的領土（如中國東北）當作是日本發展的生命線，在當今國際法意義上說，是聳人聽聞的。即使按照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為西方各國首肯的國際法，也是不合法的。按照對中國極不平等的《樸茨茅斯條約》（1905）和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附約》（1906）規定，日本在中東鐵路南部獲得了某種特殊權益，東三省主權還是屬于中國。日本要把東北與中國本身分割開來，有什么國際法根據？日本要把東北當作日本發展的生命線有什么國際法根據？日本的侵略激發起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是十分正當的嗎？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強烈感受到日本侵略東北的壓力，決定改旗易幟，服從國家統一的大局，不是很正常的嗎？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愛國的民族主義，是反侵略的民族主義，是被日本和歐美帝國主義侵略逼出來的民族主義，是謀求民族自立和國家獨立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沒有妨害他國的民族利益。日本把自身發展的民族主義利益寄托在對中國侵略和占領的基礎上，完全是一己私利，完全漠視獨立國家的主權，完全漠視中國人的生存權利和基本人權，是軍國主義的，是帝國主義的，是殘忍的，是道德低下的。

　　所謂“尋求壯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滿洲遭遇到抵抗，中日兩國的利益在滿洲的沖突”，似是而非。這句話應該解釋為尋求擴大對華侵略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在中國遭到抵抗，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排日、抗日表現。難道中國人民面臨深刻的民族危機，在自己的國土上對日本侵略表達不滿就不應該嗎？就應該俯首帖耳聽任日本侵略者宰割嗎？就成為日本擴大侵略的根據嗎？“壯大的日本民族之生命力”要用占領中國領土來實現，要用武力干涉來實現，這就是露骨的軍國主義理論，是“侵略有理”論。

　　這種軍國主義的戰爭理論正是策劃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的理論。他在策劃九一八事變時就在關東軍內部提出了所謂“世界最后戰爭論”的構想，認為“世界大戰之爆發，決非很久將來之事，從現在起，我們應有充分的準備和覺悟”，他還提出了“以中國問題的解決為世界最后戰爭的一環”的設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過去十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就在策劃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了。由此可見，說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爭策源地，在這里找到了多么充分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