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黃凱鋒

　　跨文化交流的結果，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的關鍵，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傳遞信息、塑造形象、表達價值，營造于我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顯得尤為重要。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30周年時，習近平總書記曾作出重要批示，強調要用海外讀者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言，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我看來，如何處理好尋求共識與自我意識、語言學習與文化自信、價值偏好與客觀理性的關系應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在全球化背景下，尋求共同點和交叉面，通過互動、交流、合作共贏才能實現文明趨同文化多樣的發展前景。即使如此，每個國家在尋求共識過程中的角色定位依然不同。美國也許更多地考慮如何利用自己的經濟和文化優勢，充分擴展市場份額和獲利空間。而中國在學習借鑒別國經驗和做法、分享國際化和市場化成果的同時還有一個自我意識的問題。按照字義，“國際化”就是使自己變得跟“國際”一樣。可是，誰是“國際”呢？變得跟誰一樣呢？也許幾十年前大致只有一個標準，一個方向，如美國化。這樣的國際化對中國來說就是單純地向別人看齊。但是，今天中國道路的開創、中國奇跡的取得，中國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的貢獻應當使我們意識到“國際化”的方向已經有了比較大的改變。雖然從國際輿論格局來看，西方話語仍居強勢地位，但是高度重視人類共通的經驗，尊重共同的價值和情感，從文化共識出發，聚焦中國故事，主動發聲，實現國際表達，應當成為中國人跨文化傳播中的自我意識。

　　以英語為主的外語學習是中國實現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伴隨外語學習而來的是其所承載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影響。應當承認，在這種“后發追趕式”的國際化進程中，我們不同程度地忽視了中文教育和中國特有的思維方式。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因為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直接移植英語，成為一個以說英語為主的社會。嫻熟英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使它們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土語言文化的發展，這種移植來的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與英語母語國家或地區相提并論，此時，文化發展上可能的結局就是兩邊落空。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價值和信念。相對于母語，外語確實是我們不可缺少的一個“轉換插頭”，但電源依然是自己身在其中的母語文化。對這樣的文化之根，中國人也要有充分的自信。學習、了解別國語言，不是為了淹沒自己，喪失自己，而是為了成就更好、更豐富的自己。

　　我們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13億人的奮斗和創造為我們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生動實踐，我們有底氣也有必要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講得通的邏輯詞匯，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意義世界。當然，文化自信也要以講究技巧注重藝術為基本前提。

　　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實際上是尋求和印證各自的個性，進而達到知己知彼。因此需要面對的最終問題是客觀理性。知己，就是要決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才有能力用別人理解的方式展示自己。跨文化交流的結果，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的關鍵，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而這就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客觀理性的價值判斷能力。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不了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明白世界各國對中國市場的反應，不懂得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對話從何而來？理解何以生成？越是理性清醒的國家，對于國際的知識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要怎么做。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在談到合作共贏時，他說，東南亞朋友講“水漲荷花高”，非洲朋友講“獨行快，眾行遠”，歐洲朋友講“一棵樹擋不住寒風”，中國人講“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這些說的都是一個道理。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這正是巧妙引用不同地域文化的相同感受而拉近了距離，產生情感共鳴。

　　合理處理尋求共識與自我意識、語言學習與文化自信、價值偏好與客觀理性的關系，是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理論基礎。具體實踐中還需要我們不斷提高傳播的能力和水平，不斷發現好的載體和方式，不斷塑造融通中外的示范性人格，逐步消除猜疑、誤讀和誤導，尋求最大公約數，在國際化進程中實現自我，尊重多樣，共存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