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偉

　　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劇，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非農化過程加速，部分農村在逐步消失，這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然而，當這些逐步消失的農村以一種離散化和無序化的狀態持續存在，“空村化”現象大量出現，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加強對農村“空村化”后的社會治理，是當前進一步構建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緊迫課題。

　　農村“空村化”的實質

　　農村“空村化”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環境密切相關。當前農村“空村化”的快速蔓延，蘊含著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對城鄉關系發展階段的詮釋，一定程度上，是整體的農村問題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深刻反映，預示著傳統農村村落的終結。

　　“空村化”是農村“空心化”的延續。農村“空心化”包括農村人口、空間、農業產業結構的空心化。“空村化”更多表現為農村居住人口的整體遷徙，不僅僅是青壯年勞動力的轉移，因而是繼人口空心化后的人口社會流動的延續，其直接后果是少數零落人口的堅守直至村莊的消失，更多的房屋和土地處于閑置狀態，農村公共事務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農業生產發展后繼乏力。如果說“空心化”的農村發展處于一種無序和失衡的狀態，那么“空村化”則是這種離散化和無序化的趨勢的進一步延續。

　　“空村化”是農民價值觀念變化的體現。出于改變生活現狀的訴求和對現代發展經濟模式的主動適應，農民的生活觀念從家本位的家庭倫理進入了個體化狀態，對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過日子，而是希望過更有質量和更加富足的生活。農民不再為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生產方式所羈絆，以走出去的方式追求生活幸福。

　　“空村化”是城鄉關系發展不平衡的體現。“空村化”表現出來的人口的社會流動，既是市場機制自發地對勞動力資源進行重新配置的過程，也是城鄉間由于產業結構、收入差距及農業低效性等因素導致的必然選擇。由于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鄉失衡程度，以致出現農村“空村化”問題。

　　農村“空村化”后的社會治理困境

　　以村民自治為主要形式的農村社會治理體系，在社會變遷的宏觀背景下，面對由人口社會流動而產生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變化，難以應對農村社會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農村“空村化”更是給現有的治理體系帶來新的挑戰和問題。

　　治理主體缺失。當前的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是建立在村民自治的基礎之上，以村委會為主體、村民代表大會為主要內容的村民自治構成了農村基層治理體系運行的主要方式。在這個治理體系之中，村級黨組織、村委會、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其他社會組織等構成了最為直接的治理主體。然而，“空村化”后的農村，由于大量人口的流失，導致鄉村基層民主的基礎條件發生改變，支撐鄉村治理的人力資源嚴重匱乏。大量外流的村民不僅對村級事務缺乏責任感，連起碼的參與也很難做到，村級黨組織、村委會、村民會議、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運轉有限，這不但直接沖擊著治理體系的權力運作機制，而且使村級組織權威、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戰。

　　治理機制運行不暢。“空村化”后的農村，更需要加強對農民本身的改造，從農業發展和鄉村復興的高度來構建社會治理機制。但當前的治理機制，更多呈現出條條式垂直運作、各自為政、碎片化管理的特征。在治理理念上，難以突破城鄉二元思維模式，沒有把城鄉一體化發展放在同一層面上，引導農民走出農村時忽略了農村的發展；治理手段上，由于農村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后，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的缺失，導致信息傳播不暢，諸多現代化治理技術和綜合運用多樣化的治理手段難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