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將面臨如何應對轉軌過程中必然上升的金融風險問題。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特別是在逐步消除無處不在的隱性擔保的過程中，金融機構的風險必然會上升。一方面前期形成的地方政府巨額債務風險將有相當部分轉化為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的不良率也會隨著產能過剩問題的持續發酵、企業大規模重組以及金融機構內在風險控制能力的不足而進一步上升。

　　其次，如何進一步改進和完善金融監管部門之間、金融監管部門和行政管理部門之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金融政策和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機制。例如，2013年8月成立的金融監管部際聯席會議只是一個議事機構，既沒有明確的職能定位和工作目標，也沒有清晰的權利和責任，因此不能成為一個決策機構或有效的執行機構。那么協調機制怎樣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貨幣政策、資本項目開放、金融創新等多個方面的改革措施如何配套和相互呼應？再如，未來在中央銀行轉向更多采用以價格為主的調控方式時，應有一個完善的、以國債為主要操作工具的公開市場機制，而目前這個機制還很不健全。那么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等政府部門如何在國債發行、流通市場建設方面協調一致，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再如，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性金融機構，如何進一步劃清職能、明確分工，使得商業性金融機構能夠進一步的商業化，政策性金融機構更好地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還有，體制內的金融機構和體制外的類金融機構如何協調發展？這牽涉到中央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對金融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實際推動都是巨大的挑戰。

　　第三，在開放過程中如何實現監管公平。這個問題在臺灣已經出現，大陸也終將面對。隨著開放力度的逐漸加大，我們很可能會出現對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監管相對較松，對民營控股的金融機構監管相對較嚴；對外資機構監管較松，對內資機構監管較嚴的問題。特別是外資機構或者民營機構不熟悉金融監管的一些潛規則，也容易帶來一系列監管摩擦。

　　第四，金融法制如何進一步強化？目前立法機構對行政過度授權的問題普遍存在，使得監管部門自由裁量權過于放大。另外，法律本身也存在著很大的不適應性。有法學研究者做過分析，在證券司法案例中，四分之三的案件沒有引用《證券法》，而四分之一司法案件雖然引用了《證券法》，但只涉及其中7條，占全部法律條文的3%。說明我國金融法律已經和金融實踐脫節到何等程度。

　　第五，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下一步如何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企民企的融合成為近期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的亮點。但是金融國企如何改革，特別是政府干預、公司治理架構等問題如何解決，尚沒有清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