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深化改革闡釋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任務

　　1.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財政分權制度實現了各級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發展。這種競爭一方面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誘發了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極大地阻礙了勞動力、資本、信息、技術和資源等各種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實際上，我國目前的市場體系存在若干突出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干預過多、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所以，有效清除行政壁壘，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2.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決定》在論及財稅體制改革時，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看出，財稅體制被提升到了有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這是迄今為止對財稅體制的地位和作用最為充分的肯定。

　　實際上，自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來，財稅體制改革一直是我國整體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線索。其中1978—1993年間，財稅體制改革以“放權讓利”、“分級包干”為主線，而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明確提出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基本框架，現在的財稅體制基本上就是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30多年的改革實踐充分說明，財政對于我國政府的每項改革措施都起到了支撐作用。當然，我國財政體制也存在著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不匹配，轉移支付隨意性較大、基本公共服務分配不均等問題。為此，未來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財權和事權的對稱化，“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3.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城鄉分割的體制機制有了很大改變，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57∶1，到1985年這一比例縮小為1.86∶1，但是，1986年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卻開始拉大，2014年達到了2.75∶1。此外，與農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優質的醫療、教育、衛生和文化資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如果加上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社會負擔等方面的差距，可以預見的是，在城鄉非均衡發展慣性作用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存在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

　　為了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決定》指出，“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在具體實施手段方面，一方面，《決定》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另一面，《決定》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

　　4.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由從被動適應全球化競爭轉向主動實施全球化戰略。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經過30多年的對外開放，我國已經由一個發展中大國成長為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開放型經濟大國，正在實現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轉變。例如，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已經步入了加速發展的階段。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從2001年的68.8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10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5.1%。截至2013年年底，對外投資存量達6136億美元，全球排名從2011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加標志著我國正在實現由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的轉變，同時在產業分工環節上也逐漸由被動接受轉向主動選擇。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要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維護自身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設“一帶一路”，就是基于我國現階段的比較優勢，結合國外特別是周邊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進行頂層設計的結果。這一戰略將為沿線國家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也有助于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信任，為中國營造更有利的國際環境，是重大理念和戰略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