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龔云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是近年來學者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特別是在2012年，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一些學者借所謂的“王實味問題”來歪曲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本文試圖結合史料，實事求是地敘述延安時期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特別是與文藝知識分子的關系，以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1943年4月22日，新華社播發了一篇關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的廣播稿，總結了抗戰后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主要是對文藝工作者的工作，并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抗戰初到陜甘寧邊區文協第一次代表大會（1940年1月）。在這一段時間內，有許多文化人來到延安。因當時大后方環境還比較好，去前方也容易，文化人中有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去前方工作的，也有在延安住一段時期仍回大后方的。當時我們黨忙于抗戰，對文化人的工作一般是招待及幫助其上前方。第二個階段，從邊區文協大會到文藝座談會前（1942年5月）。在邊區文藝大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并把它作為團結進步文化人的總目標。但是對于這個方針，當時許多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并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在實踐中落地，只是片面強調了文化人的特點，對他們采取自由主義態度。當時大后方形勢逆轉，去前方困難，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他們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某些人還對革命有模糊觀念，加之內奸破壞分子暗中作祟，所以在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了許多嚴重問題。第三個階段，從座談會到1943年4月。在這一階段，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并在文化人中展開討論，從思想上教育和改造他們，采取具體步驟把他們動員到實際工作中。

　　總體來說，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大力吸收

　　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運動爆發后，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稱贊知識分子是“民族解放斗爭的先鋒”。抗日戰爭后，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1939年5月，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演講中，指出：中國青年“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65頁）同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宣傳工作的指示》，強調：估計到中國文化運動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級宣傳部必須經常注意對于文化運動的領導，積極參加各方面的文化運動。在必要時，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黨區委、省委以上的宣傳部下組織文化工作委員會。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的提綱中指出：“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覆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33頁）6月25日，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干部問題的訓令》，明確指出，由于工作開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工作，成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個重要任務。要求：大批的吸收純潔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參加下層工作；經常考察留心他們思想的動向，及時引導他們向健康的道路上前進；了解并發揮他們的特長；用一切方法逐漸提高他們的組織觀念紀律性與堅定性。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強調：“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頁）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再次強調：“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同上書，第641頁）1940年12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論政策》中，要求：“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應吸收一切較有抗日積極性的知識分子進我們辦的學校，加以短期訓練，令其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和社會工作；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同上書，第768頁）1942年整風期間，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歡迎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對文化人、知識分子采取歡迎的態度，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個階級都要用這樣的一批文化人來做事情，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是一樣，要有為他們使用的知識分子。”（《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32頁）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由于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實施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使陜甘寧邊區成為指導中國抗戰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愛國知識分子，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忱和尋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地涌入延安。著名詩人柯仲平1939年寫了一首詩真實地反映了為什么大量熱血青年奔赴延安：“青年，中國青年，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么你要愛延安？青年回答：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飯，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經該處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總計有1萬多名青年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獲準去延安。

　　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中，有許多文藝知識分子。到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的1942年，主要有：丁玲、艾青、周揚、李初梨、周立波、田間、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蕭軍、劉白羽、何其芳、嚴文井、陳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煥之、鐘惦棐、楊朔、周而復、賀綠汀、賀敬之、華君武、高長虹、王朝聞、古元、江豐、彥涵……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經到延安小住、訪問。茅盾當時準備在延安扎根，兒女都帶在身邊，兒子沈霜在陜北公學文工隊和西北文工團工作，女兒沈霞在女子大學就讀。

　　對于到延安的文藝知識分子，中共中央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熱烈的歡迎。1936年10月，丁玲到達延安的當晚，中共中央就專門為她舉行歡迎晚會。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親自與會，毛澤東在會后還專門為丁玲賦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