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團結尊重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遠道而來的知識分子，采取了團結尊重的態度，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具體表現為：

　　第一，政治上高度關心知識分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及陜甘寧邊區黨政軍負責人，經常擠出時間看望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征求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鼓勵他們為邊區的建設事業和中國的革命事業做貢獻。在實際工作中，根據知識分子的特長和志愿，及時安排他們到各種類型的干部學校進行培訓，讓廣大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和革命理論教育；各類單位，積極吸收有技術專長的知識分子作為技術骨干；積極幫助他們加入中共黨組織。

　　陜甘寧邊區讓知識分子充分享受民主權利。1941年10月，邊區參議會第二屆選舉和聘請的僅自然科學研究會的參議員就有：趙一峰（邊區政府建設廳工業局局長）、魯之俊（國際和平醫院院長）、巴蘇華（印度援華醫療隊醫生）、翁遠（八路軍制藥廠主任）、何穆（中央醫院肺科專家）、金茂岳（中央醫院婦科主任）。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多次下達文件，要求全黨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學會與知識分子合作。為了團結廣大知識分子，毛澤東提出：“我們要求我們的同志，在軍隊、政府、教育、民運、黨務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學藝術工作者，不論是低級的還是高級的，要采取歡迎的態度，恰當的態度，對他們的缺點要采取原諒的態度；而在文藝家方面，對于工農兵的缺點也是要采取原諒的態度。有缺點，不原諒是不行的，將來一定還要有問題。一些知識分子、文藝家不和我們做朋友，這不只是知識分子、文藝家這一面有缺點，一些部門一定也有缺點，也有問題。中央關于知識分子的決定發表以后，還有好些問題沒有解決，所以需要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樣，天天講，使得在軍事、政府、黨務、經濟、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化人、知識分子采取歡迎的態度，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31-432頁）

　　第二，工作上大膽使用知識分子。1942年7月1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對于軍事家、工程師、技師、醫生等各類人才，一律以他們的專門學識為標準，給以充分的負責工作，如工廠廠長、醫院院長等，而不是以他們的政治認識為標準，對他們給予充分的信任。對于廣大文藝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的文藝才能，讓他們組織各類文藝團體，舉辦文藝雜志，成立各種教育研究機構，自由地發表作品。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領導下，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文藝知識分子，在延安、在根據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像《解放日報》社論《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特別是在延安，他們才瞧見了他們的心靈自由，大膽活動的最有利的場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觀條件的困難與限制，各種文化活動在蓬蓬勃勃地發展。科學和藝術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則下，思想的創作的自由獲得了充分保障。藝術的想象，與科學的設計都在這里發現了一個可在其中任意馳騁的世界。

　　第三，生活上優待照顧知識分子。延安時期，由于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地處偏遠山區，經濟發展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又處于戰爭時期，特別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最艱苦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雙重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得陜甘寧邊區幾乎到了沒有衣穿、沒有飯吃的地步。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竭盡可能從生活上優待照顧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夠安心工作。陜甘寧邊區政府為了保證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在分配經費的排列次序上，常常是生活費第一，事業費第二。邊區政府幾乎拿出財政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生活，使當時的6萬多“公家人”能夠享受各種待遇（5萬人是一般生活標準，1萬人享受差別待遇）。為了優待技術干部，中共中央還制定了《優待文化技術干部條例》，規定“物質優待的標準依照其能力學識的程度規定之，要使他們及其家屬無生活顧慮，專心工作。對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價延聘”。當時一般技術人員的待遇均高于黨政機關干部（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津貼每月僅10元）。

　　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生活上的優待，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和尊重，也充分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推動了邊區的文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