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調整，加快經濟轉型升級

　　經濟轉型升級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僅有少數成功邁入發達經濟體行列，多數則停滯不前。一些拉美國家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達60多年，這與其對國內產業保護過度、致使產業缺乏競爭力不無關系。可以說，開放停滯是導致創新不足、經濟結構固化的重要原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離不開創新驅動和結構優化。相比于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是我國經濟的短板。在世界知識產權委員會公布的2014年全球創新指數中，我國知識產出排名世界第二位，但制度創新排到第一百一十四位。對此，上海、天津發揮自貿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聯動優勢，深化知識產權、科技金融、人才流動等體制改革，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結合，研究成果轉化加快，高端人才開始聚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速實施。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是我國自貿區的共同特點。上海自貿區在自由貿易賬戶上已實現本幣和外幣自由兌換，下一步將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先行先試，方便企業和個人開展境內外投融資活動，同時還將擴大金融服務業開放。這有利于提高服務業質量和比重，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廣東自貿區將通過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打造區域發展綜合服務區等，推動產業發展。天津自貿區也在積極打造制度創新高地、轉型升級引擎。各自貿區還通過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對接，緊跟世界先進制造、服務創新步伐，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加快國民經濟優化升級。

　　規則重構，擴大發展的國際空間

　　目前，全球正面臨二戰后最大一輪國際經濟規則重構。在金融規則上，美國無視國際社會要求，拖了5年仍未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調整方案；美元作為世界貨幣不履行應盡國際義務，量化寬松政策的推行與退出都給世界帶來“負外部效應”。在貿易投資規則上，美國力推“兩洋戰略”，其要旨是試圖為國際經貿規則樹立“新標桿”，主導國際經貿規則走向。我國如果不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變化，不主動參與和引領規則重構，在規則重構中應對不力，就可能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這表明，自貿區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面向世界，對標國際規則和通行做法，特別是將高標準的“21世紀新議題”如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政府競爭中立、生態環保優先等新理念、新體制和新要求拿到自貿區來試，科學評估其正、負面影響，精準預測其挑戰所在，制定管用、合規的防范預案，為我國參與國際經貿談判積累經驗，進而把握國際規則重構的主動權，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

　　適度監管，打造法治中國建設先行區

　　理順政府職能，越位的要放、錯位的要正、缺位的要補，事中事后監管就屬于補的領域。應加強對市場主體“寬進”后的過程監督和后續管理，打造“放得開、管得住”的監管格局；加強社會信用體系、信息共享、綜合執法、企業年報公示、經營異常名錄、社會監督、反壟斷、安全審查等基礎監管制度建設，為全面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積累經驗，為高水平開放打下基礎。

　　自貿區始終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開放，重大舉措有法可依，是法治中國建設的先行區。監管并非越多越好、越嚴越好，關鍵是把握好“度”。應努力做到開放力度、速度、可承受程度有“底”，事中事后監管有“度”。提高開放后的事中事后監管水平，設定安全目標，強化行業風險審慎管理、經營者風險過程管理、誠信管理，保證開放和監管同步到位。以風險可控為底線，通過試點積累經驗，并逐步推廣到全國，防止盲從和“休克療法”，嚴防系統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