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冬梅

　　新媒體使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要改變，對于政府社會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戰。必須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和機制，使其適應新媒體時代的社會環境，同時發揮新媒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新媒體對社會治理環境的影響。一是大眾信息發布與傳播增強了社會的透明度。信息發布與傳播的大眾化，使社會環境日益公開透明。新媒體技術帶來信息發布傳播的便捷性、開放性和廉價性，人們只要在法律框架內，就可以運用手機等新媒體設備進行信息發布和傳播，第一時間將所見所聞和觀點意見發布到網上。而新媒體大眾傳播以及網絡運營機構的利益驅動，又使百姓的所見所聞和觀點意見迅速廣泛地傳播開來。二是新媒體成為民意表達的平臺。新媒體構成的新型公共領域日益成為民意表達的重要平臺。傳統媒體由于技術上的局限性，在實現公共領域向盡可能多的人開放這一點上無能為力，而新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在技術上的局限性，為公民提供了一個開放、交互的意見表達空間。三是新媒體成為民意訴求的集散地與社會輿論的放大器。一方面，由于新媒體的開放性暢通了信息傳播擴散的渠道，避免了種種利益保護驅動下對于信息的封鎖，使民意訴求能夠通過新媒體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同時，新媒體的隱匿性，消解了人們發表言論和看法的各種顧慮，每個人都能夠以普通網民的身份自由表達自己的見解和意見，從而使各個方面的見解和意見關聯起來，一些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可能與政治、經濟及社會的重大議題結合起來。

　　新媒體對社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一是新媒體輿論形成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新媒體提供的公眾表達和交流平臺以及新媒體社會輿論的放大機制，使民意能夠聚合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對政府決策進行干預，從而使民意在政府決策中得到體現。這種以新媒體輿論方式凸顯的民意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對于政府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政府決策必須由單純的精英式決策向與公民協商共同進行決策的模式轉化。另一方面，政府決策必須重視對于各個方面利益的考慮。二是對政務公開透明及有效性要求更高。新媒體大大提升了公眾對于公權力監督的意愿與能力，這使得政務公開透明及有效性進一步被強調。新媒體環境下政務公開、透明并不意味著僅僅將政府部門職能、相關文件及政務活動新聞等簡單化地在網站或者微博上公布，而是要本著真正與公眾協商對話的態度，將關乎公眾利益的政務信息、政務活動和相關政策等，以方便公眾獲取和解讀的方式及時送達給公眾，以便供社會和公眾評議、提出意見和建議。對政務公開透明及有效性的強調，要求政府必須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化，而這種轉化是從理念到行動，從被動行為到主動行為，從臨時性到常態性的轉變。三是對政府治理行為的規范性要求更高。由于新媒體使社會及公眾對政府行為、公權使用的監督更加直接、便捷、廣泛、深入、及時和精準。因此，政府一些部門的職能不清、推諉扯皮等問題以及政府職能的“缺位”“越位”“錯位”等現象，很容易被聚集并放大為強大的社會輿論。這對政府公信力和社會的穩定都具有不良的影響。因此，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政府機構及工作人員履職的責任心和規范性，以避免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尤其是要避免對公眾利益造成損害。

　　運用新媒體創新社會治理方式。一是構建及時有效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政府信息公開機制，要強調及時性和有效性。“及時性”是指政府能夠在第一時間將相關信息公布于眾，而“有效性”是指政府不僅要公布信息，對于必要的信息還應主動推送給公眾。及時和有效地進行公共事件的信息公開與送達，不僅是依法保障公民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要求，而且是社會治理的必要條件。只有實現政務信息的及時有效公布與送達，才能為政府與公眾協商共同管理社會創造條件。二是構建公眾表達與政府回應機制。公眾訴求表達與政府回應機制是否完善，決定著公眾參與和影響社會治理決策過程及結果的機會，事關社會公平、公正。如果民眾被排斥在社會治理決策進程之外，其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決定著政府與公眾協商對話共同治理社會的有效性，事關社會治理多元主體合作的成敗。如果缺乏有效的公眾表達與政府回應的有效機制，多元主體協商合作共同治理社會難以落到實處。新媒體為構建公眾表達與政府回應機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政府網站、微博和微信是公眾表達與政府回應機制的重要平臺，但目前這些平臺上構建的公眾表達與政府回應機制，大部分其有效性還比較差，一些流于形式，甚至無法操作。更重要的是新媒體公眾訴求表達與政府回應機制中，將社會和公眾意見納入決策過程的制度化、常態化機制還沒有完全形成。三是構建信息化政民互動溝通機制。信息化政民互動溝通是通過信息化機制牽引政府實體機制運行的重要途徑。政民互動溝通的目的是為了了解民眾的訴求，聽取民眾意見和建議，以便更好治理社會、為民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政府網站、微博和微信等信息化政民互動溝通機制不僅為公眾提供信息服務，而且通過這種信息服務牽引政府實體機制的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