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海根

　　協商民主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學術界興起的民主理論，21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之后，國內出現了關于“協商民主”的討論熱潮。協商民主理論不僅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也在執政黨的有關文獻中得到體現與重視。“協商民主”一詞被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2015年中央還出臺了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可見，協商民主作為一種新興的民主形式，已經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但是，認真梳理中西方對協商民主的理論探討與實踐設計，會發現協商民主具體的實踐形式是多樣性的，中西方對其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理念與內涵不同。西方協商民主的“協商”包含“審議”、“慎思”和“討論”等層面的含義，主張公民通過自由平等的對話、審議和討論等方式直接參與到公共決策的過程之中，從而實現更多的政治參與。中國的協商民主首先是“政治協商制度”中的“協商”，意為咨詢，指的是各民主黨派及各界社會組織在決策過程中發揮著建言獻策、咨詢建議的作用。除了政黨協商，中國的協商民主還包括政府、政協、人大、人民團體、基層和社會組織這六類協商，內涵比西方的更加豐富和具體。西方的協商民主是在反思選舉民主的基礎上，試圖復興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直接民主傳統，而中國的協商民主根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歷史現實，以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實現個人權利與社會公益相統一為原則目標。

　　社會環境不同。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產生于已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是為了回應西方社會所面臨的道德沖突、政治冷漠、少數群體參與不平等等問題。西方理論家面對多元文化沖突所帶來的挑戰，提出用協商民主的形式，構建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機制，通過對話、交流和協商來解決問題與分歧，加深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包容與理解。中國的協商民主所要適應與解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問題”：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社會新舊矛盾相互交織、思想觀念日益多元化等。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國平穩度過轉型時期的重要路徑，協商民主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和諧”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符合當前中國非對抗性的民主體制架構，是現階段能夠廣泛運用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各個領域，且已取得一定共識的民主形式。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不同，故而協商的目標、內容、方式都有所不同。

　　政治功能不同。西方的協商民主針對以精英主義為核心理念的代議制局限，是一種新的民主實踐形式，但協商民主并不意味著否定或取代代議制民主和選舉民主，而是對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與救治，目的在于實現公民更加廣泛和深入地參與到公共事務決策之中。可以說，西方協商民主是在不觸動選舉民主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對選舉民主進行建設性的補充與完善。因此，協商民主在西方的復興，只是指出現實投票中的不足以及改進的方向，而不是創造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范式。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內涵更為豐富，其主體功能有兩個：第一個功能是實現穩定有序的政治參與。中國現階段引入和倡導協商民主，可避免動員型政治參與超過中國社會的可承受程度并對社會穩定造成沖擊。協商民主可以拓寬民意反映渠道，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并改善黨群關系和民主治理質量。第二個功能是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效率、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作為執政黨與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要更好地應對經濟轉軌、社會變遷、全球化挑戰，就必須能夠整合、調控和處理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保持經濟社會的進步發展。協商民主有助于構建社會多元力量有序參與的平臺，集思廣益，科學決策，擴大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中國共產黨在全社會的凝聚力和影響力。

　　具有理想與現實的本質區別。西方的協商民主更多的是一種理想追求和理論設計，雖屬于民主理論的前沿領域，但“自由民主”的主流地位在實踐中并沒有真正轉向“協商民主”。西方現代民主制度最根本的形式是代議制，自由選舉被視為民主的本質特征和實現形式。二戰之后，美國學者熊彼特更將代議制民主解釋為精英民主，也稱為競爭性民主。這種理論認為，民主并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某些人通過競爭人們的選票而獲得替人民作出決定、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選舉民主把民主簡單化為數字統計，本應公民自己做主的民主，蛻變為少數精英人士的權力游戲。協商民主正是針對代議制民主的缺陷，倡導公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但這始終停留在理論家的討論與設計層面。中國的協商民主在若干領域都已從理念上升為制度安排，特別是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為協商民主在中國扎根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外，在行政、立法、黨群關系、基層治理方面，我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均體現出協商的民主品質。在浙江溫嶺市實行的“民主懇談會”，提供了基層民眾平等、廣泛、有效地參與公共決策的平臺，將協商精神帶入基層民眾的政治生活之中，反映出深化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理論生長點。

　　積極探索發展協商民主的中國路徑。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首先要重視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進步意義，吸收人類先進的政治文明成果。協商民主沒有把自由選舉看作民主的唯一標志，而是強調決策過程中的公民參與、不同利益群體的平等協商，這擴展了我們對民主的認識。盡管此“協商”非彼“協商”，但西方理論家設想的一些具有公共性、公開性、平等性特征的議事平臺與制度安排，對中國的協商民主建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外，協商民主要求淡化精英民主的色彩，擴大普通民眾直接參與協商的范圍與渠道，這符合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當前，中國在上層的政治協商方面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但在涉及廣大民眾具體生活的基層領域，協商民主還有待進一步通過創新、試驗實現普及與常規化。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還要認識到協商民主的多樣性特征，充分利用好本土資源。實際上，協商民主理論在西方也面臨著不同流派的廣泛爭論，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具有廣泛共識的理論體系與實現路徑。例如，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協商”究竟該如何組織，如何確保公民在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都能參與到決策之中等，西方理論家們都沒有給出滿意的答案。因此，中國的協商民主必須利用好本土資源，將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政治中的協商意識、協商元素、協商途徑制度化，大力推廣地方創新公共事務管理的成功經驗，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參與平臺，探索和建立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真正體現民主本質的協商民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