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中國式養老難題,正日益成為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相伴隨,與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收入差距放大相重疊,與經濟社會相交織,使應對中國式養老增加了新難度。在本文中全國老齡辦副主任吳玉韶針對當前中國式養老中的一些熱點問題與記者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提出了建設性的對策。
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銀發浪潮”撲面而來,沖擊著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家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國式養老問題越來越突出。中國式養老是指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后,國家和個人面臨的種種養老問題。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如何看到當前養老形勢?“中國式養老”的各種模式在探索中面臨哪些新挑戰?養老產業的前景如何?關系著我們每個人的晚年如何度過,關系著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記者就此專訪了全國老齡辦副主任、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吳玉韶。
記者:種種跡象表明,我國正在加快進入老齡化社會,且具有明顯的特殊性,中國式養老問題越來越嚴峻。
吳玉韶:是的,我國的確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按照我們的預測,2015-2035年為我國人口老齡化急速發展階段,我國老年人口將從2.12億增加到4.18億,年均增長千萬;老年人口比重由15.5%提升至28.7%。2036-2053年老年人口將從4.18億增加到4.87億,年均增長380多萬;老年人口比重由28.7%提升至34.8%。在此階段,人口高齡化特征明顯,80歲以上高齡人口從0.6億增加到1.18億,新增老年人口中逾八成是高齡老年人。
還要注意到,我國人口老齡化與世界上其他老齡化國家相比,具有明顯的特殊性。一是基數大。二是發展快。我們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1982年是5%,屬于成年型國家,到1999年達到了10%,變成老年型國家,完成了發達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7%提高到14%,發達國家大多用了50年左右時間,其中法國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亞和美國79年,而我國只用27年,比世界平均速度快一倍。三是區域和城鄉不平衡。四是“四化”并發。我國老齡化與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少子化“四化”并發,給應對老齡化增加了新難度。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然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影響是使得養老服務需求持續增長,養老保障壓力持續增加。據研究,205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將超過1億,比現在增長近4倍,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也將達到1億左右,比現在增長近2倍多;我國老年撫養比將由目前的近5個勞動力撫養1個老年人發展到2050年前后的1.5個勞動力撫養1個老年人。社會保險潛在繳費者不斷減少,領取者不斷增多,養老保障體系壓力日益沉重,這是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同時,還會給與養老相關的醫療、管理等方面帶來新挑戰。
記者:解決中國式養老難題靠單兵突進、小打小鬧儼然不行。我國從體制機制上該如何進行統籌安排?
吳玉韶:解決中國式養老問題是一項復雜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通過改革完善相關體制機制,形成全社會合力。一是建立健全養老保障體系。我國盡管已經實現了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解決了雙軌制問題,但還沒有實現人員全覆蓋,養老保障的水平還比較低,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障水平還比較低,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廣大居民的養老保障需求。老齡問題的核心是保障問題,重點是老有所養,關鍵是建立健全養老保障制度。要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在提高國家保障水平的同時,要增加公民自我保障意識,鼓勵公民購買商業養老保險、以房養老等。
二是建立健全養老健康支持體系。老年人最渴望的是健康,但隨年齡增長健康水平下降又是必然規律。我國老年人患慢性病達70%,其中50%患兩種以上慢性病;高血壓、糖尿病率高,分別為66.9%、19.6%,但知曉率和控制率都很低,高血壓知曉率和控制率分別為45.4%和14.6%,糖尿病知曉率和控制率分別為42.3%和36.7%。這說明,我國老年人整體健康素養比較低,老年人健康形勢不容樂觀,同時也說明,老年人健康工作特別是健康管理和健康促進工作潛力很大。
三是建立健全養老服務體系。我國的基本養老方式是居家養老,但作為依托的社區養老服務業仍然十分薄弱。特別是老年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文化層次越來越高,老年人的要求越來越廣泛,對老有所為、價值尊嚴、文化教育、精神關懷等高層次的需求越來越大,對養老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盡快建立和完善“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社區服務為依托,以機構養老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
四是建立健全社會支持體系。有哲人說過,愛子女是自然現象,愛老人是文明現象。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尊老愛幼傳統美德,但現在愛幼過度甚至溺愛成為社會問題,而敬老不足,也成為社會問題。我們要按照中央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弘揚中華孝道文化,維護老年人權益,開展文化教育活動,開展精神慰藉、精神關愛和志愿活動,營造一個尊老敬老、愛老助老的良好社會環境。營造敬老愛老社會氛圍,既需要教育和宣傳,也需要調整社會政策。比如,借鑒日本社會學家提出“一碗湯距離”的理論,鼓勵子女與父母就近居住或同住,在購買住房的貸款利息、貸款首付或契稅上給予優惠。借鑒韓國、德國等國家做法,在政府開發的公益性住宅中,設計“多代屋”,鼓勵多代同住。借鑒新加坡政府“三代同堂花紅”的做法,調整個人所得稅征收辦法,對贍養老人的子女征稅者適當提高起征點或減少納稅額。對家有高齡老人、有病老人的在職職工,給予特殊的照料老人帶薪假期制度。探索建立中小學生從事志愿服務制度,鼓勵到社區從事公益活動,到養老機構照顧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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