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黃凱鋒

　　新聞背景：從2006年的彭宇案至今，“扶不扶老人”的新聞動輒成為媒體熱點，并一再引起爭論。國慶長假期間，甚至中國老人在日本“碰瓷”的假新聞也占據不少媒體的重要版面，以及不少人的朋友圈。“扶不扶老人”為何總會“上頭條”？此類新聞總是引起熱議，折射出怎樣的社會心理？

　　明明不是新聞，卻一見如故，再見依然，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道德的效果在感化，但是上述紛爭令人不由發問：道德感化在今天為何屢屢被質疑？人們究竟想質疑的是什么？

　　“扶不扶老人”總被熱議，首先潛在地折射出人們呼喚社會信任感的心理。德國哲學家康德有句名言：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普通大眾并沒有讀過康德，但是也有自己心中的常情常識。即使在個人利益的重要性和正當性日益突出的今天，即使在包含風險、需要付出代價甚至犧牲的非常時刻，都會理性地肯定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道德價值。所以，“見老人摔倒扶不扶”并不會成為真正的問題，它反映的其實是人們面對的一個普遍困擾，即做人處處為難，做好人難上加難的現實。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整個社會普遍彌漫的不信任感，誰相信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過路人會送被撞傷的老太太去醫院呢？在一個低度信任的社會里，人際之間缺乏對善行的起碼理解，不相信世間有好人，不相信哪怕有限的善意，不相信別人哪怕是出于本能的同情；在一個低度信任的社會里，也缺乏對善行的實際追隨，只把美德打入光環圍繞的另冊，需要時才拿出來點個贊，容易使道德變成技術、變成工具、變成粉飾太平的那盒“粉”；在一個低度信任的社會里，善只能單獨前行，一路能走多久，承載多少，可想而知。

　　其次，它折射出人們對于道德和風險倫理評估之間張力的擔憂。在義理矛盾沖突的背景下，在現代性社會的陌生人交往中，無論從行為本身還是行為可能導致的社會效果來看，行善還涉及風險倫理評估。德國圖賓根大學著名哲學教授奧特弗利德·赫費在關于基因問題的道德研究中曾經引入風險倫理的討論，他認為，基因研究是否值得，首先要研究風險的類型、危險的控制、可能的損害方式和損害出現的概率，可能的優點和優點出現的概率；其次，從可能的損害方式和損害出現的概率分析消極的利益期待，即損害期待；從可能的優點和優點出現的概率分析積極的利益期待，即優點期待。最后權衡得失，作出判斷。不容忽視的是，基因研究的風險涉及一種決不與低等價值協商和妥協的內涵，因為拿去冒險的是身體和生命的基本權利，所以，禁止損害比有效的戒律具有優越性。這一倫理問題的應用性研究確實使空泛的道德議論變成實實在在的技術操作。問題在于，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善行，風險倫理的評估無法事先展開也無需展開，行善者在做出瞬間反應和選擇前幾乎沒有時間思考代價、概率之類的問題，也無法做到精準計算，倒是如今的旁觀者事中乃至事后的計較、評論和風險比照逼得當事人后怕，使行善也落入斤斤計較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處境。人們當然呼喚道德，但又覺得風險評估必不可少。這兩者應當作何選擇困擾著人們。我們不提倡無條件的犧牲，善行確實要與智慧和合理的手段結合。但凡事當前，如果人人都互相猜疑，失去本能反應，先作理性和經濟的較量，眼開眼閉，錯失有所作為的機會，那就說不過去了。

　　再次，它折射出人們對于在“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之間進行非此即彼選擇的擔憂。“扶不扶老人事件”總能登上媒體排行榜，所體現的人際信任危機和風險倫理后置等問題，最直觀的表達就是怕吃虧，怕被“訛上”，怕好人不長壽、壞人活不夠。這說明，我們需要一個實現合理的風險倫理，與善行共生的互信互助的文化氛圍。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總讓行善者和老實人吃虧的社會是一個個人和集體、自我和他人對立的社會。這個社會之所以要不得，是人們總要在“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不想自我犧牲，就選擇利己主義；不想選擇利己主義，就只好自我犧牲，這是倫理學上道德兩難的一種形式。在現實社會里，全然回避道德兩難不大可能，但一個人如果在生活中經常碰到這種兩難，一個環境如果讓人們處處為難，這個環境就一定出了什么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中，善行固然值得自豪，但我們不能總讓行善者無端經受各種風險的考驗，這畢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總的來說，在一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里，道德規范才比較容易作為一種合乎人性和常態的力量產生作用，才能降低其實現的風險和成本，人們才不會深陷在一些兩難選擇中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