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國際發展研究網絡主席，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李小云

　　2015年9月25至27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在紐約召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首腦會議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成果文件《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了到2030年全球應該完成的17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聯合國以社會發展為中心的和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兩個并行議程最終并軌。雖然說從內容上看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名人小組的建議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開放小組的建議都是經過了全球各個方面廣泛參與討論的結果，同時兩個小組的報告在涉及到貧困、社會發展、環境保護、資源有序利用等方面都是相互包含的，但實際上兩個系統的并軌并最終以可持續發展議程作為全球2015后發展議程，則標志著國際發展政治已經從以社會發展為中心轉變為綠色發展為中心。雖然新的可持續發展議程比較全面的反映了全球發展的挑戰，也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但是全球發展議程形成的過程也是西方再一次成功地將自己的發展理念經過反復的協商、妥協轉變成了普適的方案的過程。西方中心主義將以綠色的形態繼續影響全球發展議程。我這里絕不是說我們不應該追求可持續的發展，也不否定綠色政治的進步意義，只是想揭示為什么在一個我們都認為的所謂的多元化的全球時代，西方依然可以憑借其開拓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路徑繼續影響全球發展議程，這其中最為重要的的西方不斷反思的知識生產能力和能通過形式化的民主機制吸納各方并最終主導議程的戰略路徑。

　　前幾日我在外交公寓開會，偶遇一位英國專家。我隨意問她為什么美國總能夠通過所謂的協商過程，把自己的議程強加給他人。這位專家說：哦，你不對，那不是美國人的特點，那是我們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歷史上的殖民地太多，長期面對多元文化，所以我們發育了傾聽-磋商-討論這樣一個針對多元文化的治理手段；但是肯定我們還是希望通過這個過程來反映我們的主張。我的理解的是民主可以強化霸權。實際上，全球發展議程形成的確也像這位專家說的那樣，一次次地在這樣的民主過程中不斷通過協商而構建成為所謂全球的共識。自二戰以來，全球發展議程主要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雖然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中心內容，但都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

　　一、以增長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議程

　　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將全球經濟發展納入到落實其《共同安全法案》的內容。二戰以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精英，迫切希望國家經濟發展。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在客觀上推動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化。這些內外因素推動了西方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理論的形成。1951年，聯合國聘請一批發展經濟學家形成了《欠發達國家經濟發措施》的報告，這個報告直接影響了世界銀行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也直接影響了1957年聯合國建立資助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和工業化的特別基金。1961年聯合國頒布第一個十年發展計劃，即《聯合國第一個發展十年：一個旨在經濟合作的計劃》，這個報告設定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增長5%作為全球發展目標。總體上來說，由于戰后美國成為了全球發展的主導力量之一，以聯合國為平臺的全球發展議程也基本上是在美國的壟斷下形成的。這是因為二戰使得美國迅速成長為全球政治、經濟中心，戰后歐洲國家處于經濟復蘇狀態，并無實力挑戰美國的中心地位，而且歐美基本上是處于一個意識形態的價值體系之中；其次，戰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更無實力挑戰美國的霸權，除了冷戰形成的兩大陣營以外，美國的霸權是明顯的。50年代形成的發展理論基本上是繼承了殖民主義的發展知識并經過一系列的構建從而形成了我們所熟悉的后殖民化的發展框架。這個框架的核心是基于一個良好的計劃，并通過投資促進基礎設施和工業化的發展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經濟發展需要伴隨相應的政治、社會、文化制度的變革。按照西方設定的民族國家的治理模式來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既是美國全球霸權的需要，也是資本主義在后殖民時代擴張的延續。

　　二、以減貧為中心的社會發展議程

　　20世紀60年代以后，戰后恢復和重建的歐洲國家開始在全球發展議程中發揮作用。歐洲多元政治生態開始復蘇，其中福利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慈善等意識形態開始影響全球發展議程。為了確保全球發展議程的美國主導性，防止出現在國際援助中的混亂，1969年美國提議在經合組織下建立發展援助委員會。美國通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針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的研究，并依托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整合歐洲資源，依托世界銀行整合多邊資源，最終強化了以布萊頓公約為基礎，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發展治理體系。70年代以后，石油危機和越南戰爭的失敗極大地動搖了美國的霸權，經濟增長理論受到動搖，美國和西方國內的民粹主義、民權主義思潮高漲，要求美國對外援助增加民生的呼聲越來越大，國際發展議程政治分化凸顯。1973年，美國在其對外援助戰略中引入人類發展和人權等思想。1976年，國際勞工組織正式提出基本需求方案。由此開始，美國通過影響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其他發展組織的制度化路徑，將人權為基礎的社會發展目標引入到全球發展的議程中。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美國對外援助戰略的影響下形成的。

　　美國發展主張的全球影響力一方面通過其直接影響的聯合國的磋商機制，同時也主要借助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平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援助的效果開始受到廣泛質疑，并演化成了西方國內的政治議題。迫于各方的壓力，援助組織提出援助有效性問題。1994年，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在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影響下提出了將減貧作為衡量援助是否有效的指標。1995年，經合組織負責提供發展援助的各國部長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采納這個方案。1996年，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形成了《重塑21世紀》的報告，這個報告包含了一系列以減貧為中心的全球發展目標。這一報告經過進一步的修改，形成了《所有人的美好世界》的文件，并最終成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全部內容。西方通過將減貧作為全球發展的目標占據了道德高地，同時將減貧的任務落實到各個國家，分散了失敗的潛在壓力，強化了其主導國際發展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