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威

　　回顧中國經濟增長動力

　　改革開放后的30年，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9.9%的平均增長速度，主要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由于勞動力數量和結構變化而帶來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雖然目前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科學定義，但是我們可以從一般意義上理解為一個社會人口結構中，由于勞動人口增長率高于非勞動人口增長率的而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人口紅利既來自于人口絕對數的增長，也來自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城市化不僅將大量人口帶入新的消費模式，也為工業和服務業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在中國，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人口數量和結構的制度因素就是計劃生育政策，畫出了一條前所未見的人口結構變動曲線，從這條曲線可以看出工作年齡人口數量占整個社會總人口數量的比重逐步上升，降低了被撫養人口比重，從而增加的勞動力數量極大地降低了生產成本，推動了經濟增長。

　　第二，由于資本積累、資本深化以及資本存量調整使得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增強而帶來的資本紅利。通過比較經濟增長的四部門模型中的各個變量，可以看出我國具有典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特征。投資之所以增長快速，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資收益率非常高，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從資金供給方來看，我國早期的金融結構較為單一，金融系統主要以銀行部門的形式存在，居民、政府和企業沒有過多的投資渠道，只能將資金存放在銀行部門作為儲蓄，同時，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對銀行進行干預，人為地壓低貸款利率，利率作為資金的使用價格顯得相對低廉；另一方面，從資金的需求方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日常生活用品，都非常匱乏，導致幾乎任何投資都有利可圖，再加上當時世界經濟增長較快，歐美等發達國家為國內投資增加而擴大的產能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從而提振了外需，也為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戰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在以上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企業還是政府，無論是哪一方作為投資主體，較低的融資成本都伴隨著較高的投資收益，使得最終的投資收益率非常高。

　　第三，由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較快而帶來的技術紅利。技術的不斷創新以及由此帶來的產業不斷升級，正是經濟快速增長的決定因素，對發達國家是這樣，對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發達國家自18世紀工業革命之后，一直處于世界技術發展的最前沿，任何一項技術創新帶來巨大財富增長的背后都需要自身研發而耗費大量投入，一旦創新失敗，引起的風險對于創新主體來說往往是難以承受的。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使得我國可以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方式獲得成倍于他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不必承受很大的風險，這也被稱之為“后發優勢”，中國憑借這種優勢獲得了長期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

　　反思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下降

　　在分析了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獲得快速增長速度的原因之后，就能比較容易理解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為何中國經濟在經歷了短期的快速增長之后逐漸顯露疲態。

　　第一，人口紅利拐點顯現，人口紅利正在消失。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相關專家預測從2010年到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通過國際比較發現，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接近20%，歐洲國家用100年時間，發展中國家用60年時間達到的老齡化程度，中國將只用20年達到，這意味著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為計劃生育，1978年到2008年，出生率被壓低，人口撫養比升高，同時也減少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也就是說，計劃生育政策既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有利的人口條件，又加速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

　　第二，投資回報率下降，資本紅利日益減少。在市場經濟中，一個重要的規律就是邊際投資收益遞減，也就是說，投資效益并不隨投資規模的盲目擴大而遞增，而是達到某一臨界點后，收益會遞減。以此來看，投資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投資回報率下降，而產能過剩就是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最好的注解。該問題不僅出現在鋼鐵、煤炭和水泥等傳統產業，太陽能、風能等新興產業同樣面臨產能過剩。甚至在鐵路、公路以及機場等基礎設施領域，同樣面臨投資收益率嚴重偏低的問題，造成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是外需與內需的同時下降。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速下滑，導致外部需求數量直線下降，很多產品供大于求。同時，國家雖然實施了四萬億的經濟刺激政策，但用于教育、醫療等改善民生領域的數額較少，對于提振內需極為有限。另外，投資收益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金的供給方的結構性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被撫養人口增加，撫養支出上升，過去我國人口負擔輕，可以維持高儲蓄率，從而帶來高投資，今后隨著儲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資的資本增長也將放緩。

　　第三，技術創新不足，技術紅利逐步縮小。首先，自2001年加入WTO，中國在引入大量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大量國外的先進技術，加之自身的技術創新和進步，與國外先進技術的差距日益縮小。其次，中國經濟規模的增加速度使得國際上其他國家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2005年，中國經濟規模還不到美國的一半，2011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和機構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時候會更具針對性，用更加嚴格的和隱蔽的方式限制中國的技術創新水平。美國政府最近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區域構筑的新的國際貿易投資體系，即TTIP與TPP，實際上就是通過新的規則進行約束和限制。中國從國外獲得先進技術的成本和風險都顯著增加。

　　重塑中長期中國經濟增長動力

　　首先，從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來看，人口紅利消失的趨勢是難以轉變的，人口老齡化總會到來，但我們可以盡可能地減緩這種趨勢，延長人口紅利。第一，從長遠來看，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全面放開，即允許所有家庭生育二胎。有的學者擔心一旦全面放開生育政策會激增人口數量，其實，由于生活、教育和醫療等成本的提高以及新生代家庭生育思維的轉變，實行“全面二胎”從長遠看不會對人口總量造成較大影響；第二，注重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推進教育制度改革。現在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假設人們還愿意生育，要長成為勞動年齡人口也得15年甚至更久，難以改變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的趨勢，因此，應該從過去強調勞動力數量轉變為更加注重勞動力素質的提升，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不斷推進教育制度改革，比如現在就業市場表現為很明顯的結構性失業特征，大學生數量供大于求，而專業的技術工人供不應求，這是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失衡而導致的，只有人盡其才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

　　其次，投資收益率下降并不意味著投資不重要，關鍵取決于投資主體、投資方向和資金轉化效率。從投資主體來看，政府在很多投資領域中依然扮演著主要角色，資源的配置方式依賴于行政指令。比如，在當地政府通過土地、貸款等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無錫尚德迅速成為國內最大的光伏企業，但隨著投資刺激政策的退出，最終不得不宣布破產，這種現象背后折射出政府主導投資的行為方式；從投資方向來看，之前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資源開發、房地產以及基礎設施等領域，而服務業相對較少，特別是具有高技術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現代服務業；從資金轉化效率來看，要繼續加大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力度，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賦予民營企業獲得同等金融服務的權利，使得資金要素能夠自由充分的流動，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門。

　　最后，技術創新是提升整體產業結構，從而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支撐。在過去人口紅利的依賴下，中國不具備大規模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但是在人口紅利消失，各個生產要素成本提高的條件下，必須加快技術創新步伐。一是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這是創新的首要制度保障，沒有相關的保護，就會有“搭便車”行為，創新行為得不到長期的、常態化的鼓勵，終難獲得持久動力；二是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分割，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建立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創新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