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胡九龍

　　制定北京市“十三五”規劃，既有京津冀協同發展新機遇，又正好與城市總體規劃修改同步，應更加注重科學、全面、長效，堅持問題導向和改革思維，恰當把握幾個重大問題，真正使“十三五”規劃適應新階段、引領新常態，有力指導解決首都發展的迫切需要和突出問題。

　　戰略目標的界定更清晰明確

　　新的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比“十二五”規劃提出的“中國特色世界城市”更為清晰，重點更加明確。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新定位和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的新形象，決定了部分非首都功能必須疏解，而部分核心功能還要進一步加強，工作重點、工作方式和考核指標也要發生變化，這就為建設一個更加成熟定型的首都提供了較為清晰的路線圖。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對“四個中心”定位作更具有科學性、開放性和長遠性的界定，這也是“十三五”規劃制定的出發點。到目前為止，仍然欠缺對“四個中心”比較權威的界定和比較深入的分析，這個工作一定要與“十三五”規劃編制同步進行、盡快完成。同時，各個“中心”的內涵層次也非常豐富，其內涵、外延和具體標準都需要認真研究。

　　戰略路徑的選擇需更廣闊

　　對于北京而言，“十二五”時期與建設世界城市相適應的人文、科技、綠色三大戰略仍然與“十三五”時期建設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的需要相一致，應予以堅持。同時，又要注意到這三大戰略的局限在于是內向型的，即戰略空間有“一畝三分地”的限制，主要利用北京自身的文化、科技、生態資源謀求發展，既不主動借助別人的力量，也淡化了發展的溢出效應，在實施過程中受到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制約，資源配置難以達到最優，要素活力無法充分激發，從而與“十三五”新的發展目標產生了不完全適應的問題。

　　“十三五”時期，要將原有三大戰略與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區域協同創新、區域市場一體化、區域生態建設和首都經濟圈等五大戰略協調聯動，構建起協同發展的戰略體系。雖然北京的“四個中心”定位里不包含經濟職能，但這不是說北京就不發展經濟了，相反，北京要通過實施創新驅動、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成為首都經濟圈的核心動力，提升京津冀區域的整體競爭力，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科技競爭。

　　具體需要解決三類重點問題

　　第一類是“十二五”以來尚未解決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十二五”時期就致力于解決，但沒有最終完成，在“十三五”時期還要做大量的工作。一是經濟結構調整沒有到位。實質是要實現北京經濟結構向“高精尖”轉型，并使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新成為最重要的發展驅動力。從長期看，調整經濟結構必須兼顧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縮小貧富差距。二是國有企業改革實質性進展不夠。北京有大量國有企業總部，國有經濟成分占比也很大，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鎮，國企改革能否穩妥有序推進，并取得預期效果，影響將是全局性的。三是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治理艱難。此外，還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城市管理滯后等問題，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于城市人口、功能過度集中所致，必須在京津冀協同、人口和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尋求破解之道。

　　第二類是“十三五”要解決的新問題。一是首都經濟圈構建過程中的城鎮群定位與各區縣功能定位調整。在京津冀發展全局中，各地、各區縣都要重新定位，是前沿還是腹地，是橋頭堡還是過渡帶，只有進一步明確并認真執行，杜絕各自為政、零和博弈的現象，才能使協同發展的收益最大化。二是抵御系統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的機制與能力建設。與全國相比，北京的地方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不算突出，但在開放環境下，仍要高度重視外來沖擊觸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此外，還有疏解首都功能與保持經濟發展、協同創新與輻射帶動、體制機制創新、全面從嚴治黨環境下的干部約束與激勵等問題。

　　第三類是“十二五”規劃實施過程中的產物，也必須在“十三五”期間解決的問題。需要在這一輪規劃中予以重視、加以糾正。如，內需和外需同時不穩問題。提振外需主要靠產品創新，提振內需則主要靠進一步完善法治環境和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這就要求北京在改革創新上下功夫，為全國作示范。還有勞動力成本、物業成本不斷升高問題。這正是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北京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已經超過80%，成本壓力將對我市“十三五”時期的經濟增長帶來持續挑戰。還要解決產能過剩與產能合作以及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放緩問題。此外，如何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增強勞動者綜合素質，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力支撐經濟發展，也是我們制定“十三五”規劃必須認真考量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