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導　儲建國

　　由于各種因素，中國政治學界關于政黨與民主關系的研究進展緩慢，不僅影響到這方面的理論突破，而且影響到如何在一黨領導下發展民主的實踐自信。

　　在西方強勢經驗和話語體系籠罩下，中國有些研究者和實際工作者接受了多黨制優越于一黨制的結論。其最重要的理由是，民主如市場一樣，是需要競爭的，競爭性多黨制總比非競爭性一黨制要好。然而，競爭是否是民主的核心含義？民主為什么一定要通過政黨實現？競爭又為什么必須發生在政黨之間？一黨制可以在哪些方面體現民主？這種民主又如何與多黨民主進行比較？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自信心越來越強的中國人早已過了事事到馬恩等經典作家那里找答案的時代。即使去找，在一黨制和多黨制問題上，他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馬恩沒有確定未來社會必然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恩格斯說“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而這里的共和國形式中是允許多黨制存在的。

　　在列寧時期，盡管蘇維埃政黨體制發生了從多黨制向一黨制轉變的事實，但列寧并沒有從理論上論證一黨制比多黨制優越。蘇聯理論界在斯大林之后否定了一黨制是社會主義必然規律的思想，但也沒有反過來說社會主義多黨制是必然規律，而是開始認真探討在一黨制條件下如何發展民主的問題。這種研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有了比較清晰的思路：首先，一黨制是蘇聯歷史形成的制度，堅持這項制度是必要的，必須明確排除多黨制的選擇；其次，必須將民主與一黨制結合起來，“在黨內和社會上存在一種經常起作用的自由對話，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監督和自我評價的機制”，也就是說，必須在黨內和黨外兩個領域并行發展民主。

　　然而，這種政治改革的努力并沒有成功。在國際國內環境的作用下，蘇聯改革被拉到另外一個不能被改革者控制的方向，并最終導致蘇聯的崩潰。今天，關于蘇聯是如何崩潰的，成為中國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崩潰所意味著的改革失敗讓研究者忽視了當時改革者進行民主理論探索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改革失敗者經驗的忽視，同時來源于“左”和“右”的陣營。前者認為這種研究是危險的，會導致出現類似蘇聯崩潰的結果；后者認為這種研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一黨制與民主不相容。這兩種傾向對于當今中國的改革都是有害無益的。

　　實際上，如果認真研究一下民主的邏輯，就會發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一黨制和多黨制的優劣不持明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民主包含民有、民治和民享三個層面，那么理想的社會主義民主意味著在這三個層面表現得更加完美，完美到一定程度，是不需要政黨的。政黨是民主不完美的產物，而且主要是解決民治層面的困難問題。

　　理想的民治意味著人民直接而平等地治理社會；次理想的民治意味著需要從人民中產生代表來治理社會；當人民達到一定規模時，從人民中產生代表會存在困難，就需要政黨這個中介。于是政黨民主的邏輯就變成：無論是一黨領導下的民主還是多黨民主，都是從一定數量的公民中產生一定數量的黨員，再從黨員中產生一定數量的代表來治理國家。

　　在理想的一黨領導下的民主和多黨民主下，每個公民成為代表的概率是相等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本能地意識到這個邏輯，所以不在它們之間作出普遍性的優劣判斷。不過，現實情況很復雜，在某個歷史階段選擇了一黨制，就不能輕易變成多黨制，反之亦然。故而，選擇了一黨制的國家就不應該囿于當今關于一黨制和多黨制的所謂國際社會主流觀點，從而在民主方面不思進取，應該積極研究和發展一黨領導下的民主。

　　如何發展一黨領導下的民主呢？有如下兩個方向：一是要讓政黨對社會充分地開放，保證每個社會成員有平等的機會成為黨員；二是充分地發展黨內民主，讓每個黨員有平等的機會成為治理國家的代表。在這個過程中，競爭性選舉和競爭性選拔過程同樣重要。

　　當今中國的政黨民主是“一黨領導下的民主”，因為中國的政黨制度是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除了上述兩項內容之外，當代中國“一黨領導下的民主”還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中國共產黨需要承擔發展政黨之外的民主責任，主要是國家民主和社會民主；二是中國共產黨需要承擔培養人民當家作主的責任，主要是幫助人民熟練地過民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