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媒體報道突發公共事件的策略

　　多做現場報道，增強受眾親臨感

　　2001年“9·11”事件中，紐約世貿大樓第一次遭遇飛機撞擊僅5分鐘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就開始向全球進行實況直播，其反應之迅速，不僅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也為美國政府應對此次恐怖襲擊提供了重要參考。

　　英國媒體面對突發公共事件，記者和衛星電視直播車能在十幾分鐘內趕到現場，同步進行圖文互動的現場報道和衛星電視直播。倫敦地鐵爆炸案發生后，警方勘驗調查后不久，便允許英國廣播公司電視記者作為媒體代表進入現場中心區域（非核心區）攝像，并將其獲得的圖像資料與其他媒體共享。

　　日本“3·11”地震發生后，在海嘯來臨之前，日本放送協會的直升機已經升空，在空中對海嘯進行了現場直播。其時，日本放送協會在全國9個基地配置了11架直升飛機，東京直升飛機機組人員24小時候命。為了掌握地震錄像信息，日本放送協會在全國400多處（電視臺大樓、車站、機場和繁華街道的建筑物）安裝了機器人攝像機，而且還開發出地震儀、照相機和記憶裝置聯動的裝置，可再現地震時搖晃的場景。

　　充分應用多媒體聯動，發揮社交媒體正向作用

　　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智能手機——它們構成了一個全覆蓋、全時段的大眾報道體系，這是對傳統媒體的挑戰，但也成為傳統媒體的重要資源。近年來，各國媒體在突發公共事件報道中主動加強了對社交媒體的應用。在桑迪颶風中，《紐約時報》在推特和臉書上鼓勵記者通過官方賬號發布實時消息，并大量轉載其他個人用戶發布的現場消息。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等全國性電視媒體反復播放的幾乎全部是現場手機用戶上傳的各類視頻。2012年倫敦騷亂中，英國主流媒體的做法與之類似，有統計顯示，僅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站就從讀者那里收到約1000張照片和20段錄像。

　　此外，還可靈活運用公眾人物的自媒體內容。日本“3·11”大地震后，許多公眾人物也利用微博、博客或其他社交網站發布災情信息。日本流行歌星濱崎步在地震后14個小時內通過推特推發了143條微博，用日、中、英、法等多國語言擴散了地震救援實況。她發布的內容經傳統媒體報道和其他推特賬號轉發后，效應成倍放大。

　　激活歷史記憶，設計新聞框架

　　2014年，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上黑人少年因拒捕被射殺，事件引起當地居民示威抗議。媒體將此事與1992年洛杉磯警察毆打黑人引發的騷亂聯系起來，事件很快被打上黑人民權運動的印記，進而再將之與更早的民權運動事件相比較展開縱深報道。

　　諸如這樣的報道設計很容易影響事件走向。國外媒體在選取參照物，喚醒歷史記憶時會慎重考慮。日本媒體在報道福島核電站事故時就盡量避免與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比較，而是盡量與美國的三里島核事故相聯系。前幾年，西亞、北非發生“茉莉花革命”，西方媒體則盡可能將事件與前蘇聯東歐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或匈牙利事件中的“布拉格之春”相比較，并將之稱為“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2014年8月底開始的香港“占中”活動，西方媒體又將之與“茉莉花革命”相比，稱之為“雨傘革命”。它們正是通過這樣的新聞框架設計，以求實現其預想的政治目的。

　　根據事件進展，拿捏好批評與質疑分寸

　　媒體作為輿論監督機構，具有批評、監督政府和影響政府決策的輿論引導功能。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后，有的媒體直面政府，評判其不作為和亂作為。有的媒體揭露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批評政府的某些政策。對批評的時機和角度，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考慮。

　　一是把握好恰當的時間點。一般而言，媒體不會在公共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就展開批評，因為此時的報道重點應圍繞事件本身展開，把公眾急于知道的信息傳遞出去，未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就貿然展開批評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還顯得不專業。只有在事件的基本信息都搞清楚后，再針對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展開理性的批評報道，才能真正凸顯大眾媒體的社會監督功能。前文所列舉的幾個案例中，美國媒體對颶風的報道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側重點，批評性報道往往是在事件發展階段、政府相關機構已介入后才開始展開，而更為深刻的、對體制的反思與質疑等的批評報道則通常在重建恢復階段進行。

　　二是把握好分寸與度。因為政府是突發公共事件的主要責任機構，媒體對事件處理方式方法的批評與質疑往往是表達對政府執政的不滿，但是國外媒體的這類批評通常只是針對具體對象和措施。比如，日本大地震引起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后，媒體批評政府缺乏具體對策，對其故意推遲核事故有關信息發布表示不滿，建議菅直人政府立即提供準確、透明的信息。這些意見是特別針對信息發布和菅直人政府的，而非泛泛發問，不僅有理性批評，更有建設性意見。而從美國媒體對颶風的報道可以看出，媒體批評多是引用第三方觀點，而且陳述一方觀點后，通常還要給被批評方解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