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

　　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政府的強大調控能力，而資本主義制度與此相反，他們更相信市場調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發展模式與運行規律必然影響到制度設計和權力運行，于是，前者發展為“大政府小社會”，后者發展為“小政府大社會”。較早前媒體披露一組數據可以佐證，每萬人中擁有非政府組織、社會組織的數量分別為：法國110個，日本97個，美國54個，中國3.37個……。

　　根本而言，兩種制度設計沒有好壞之分，關鍵是看匹配度或適應度。即，與文化傳統、民族性格、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因素的匹配和適應度。如果社會主義繼續實行計劃經濟模式，那么大政府小社會的制度設計與此相吻合，問題在于人的思想境界或民族人文素質尚未達到那么一種高度，結果導致計劃經濟走向“懶漢經濟”、“‘大鍋飯’經濟”，不得已，社會主義國家都改弦更張，走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或道路。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并非都獲得成功，善于借助兩種制度優勢者獲得成功，反之，繼續摸索前行。中國政府顯然是正確借助了二者優勢，由此帶來數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

　　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至新境界、新階段，也就是需要再次轉型步入“新常態”，我們發現遇到了困難，其中最要害的是未獲得融合兩種制度優勢的經濟理論的支持，缺少理論支撐的經濟運行，意味著仍然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狀態，而“摸石頭”只能在淺水區摸，進入深水區后是摸不到石頭的。這就是目前的尷尬，以社會主義理論指導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市場經濟。

　　不能產生發揮兩種制度優勢的理論支持與制度設計，軟肋或漏洞必反映于經濟運行，最要害的是兩種制度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必發生沖突，進而涉及或落實于經濟，其一便是當下已經顯露出來的企業經營成本居高不下。有以下幾個數據值得關注和思考。2013年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研究報告披露，美國企業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僅比中國高5%。到2015年，美國低成本地區的企業生產成本與中國企業生產成本不相上下。報告推測，到2018年美國制造成本將比中國便宜2%-3%。

　　佐證這一推測的是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纖有限公司的經營成本比較。該公司位居國內同行出口前兩位，2014年到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投資辦廠，由此產生中美制造業成本比較數據。包括：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倍，物流成本是美國的2倍，銀行借貸成本是美國的2.4倍，能源成本是美國的2倍。此外，美國稅收優惠力度大，且無須支付進出口清關費用，廠房建設成本也遠低于中國，等等。

　　制造業出現了這種趨勢，這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工廠”，幾乎是靠制造業發展起來的經濟體，危機顯而易見。有這樣一種說法：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獲益最大的國家有兩個，一個是美國在高端，另一個中國在低端。在中國尚未躋身于高端的情況下，制造業已經出現成本劣勢，必形成中國式尷尬，這比“中等收入陷阱”來得更實際，更直接，危害也越大。

　　為什么如此快地出現成本快速增長？很重要的是政府管理成本，這直接影響到企業稅負和其他運行成本。一段時間里出現中國稅負在世界范圍內高低的爭論，其實，沒有必要爭論，中國稅負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一定排在前列。因為中國擁有龐大的黨政系統，這些人不直接創造財富，而是依靠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存活。此前，人們之所以沒有感受到太大的壓力，主要是幾十年來城市快速發展，房地產領域給政府創造了巨額收入，既然有這一收入，政府也就不會把成本轉嫁到企業。換句話說，既然可以轉嫁到后代，通過預支未來實現生存，也就不會直接與企業發生沖突。一旦賣地難以為繼，政府龐大的行政費用必定轉嫁到企業，到這時危機真正到來。

　　誠然，中央政府已經看到企業成本上升而來的壓力，因為制造業加快向國外轉移的速度，除了響應政府號召，其實還有成本壓力，后者更根本。為了解決企業成本快速上升，政府也做了一些實際工作，包括努力降低小微企業稅收成本，核減一些政府行政收費項目，但這只是杯水車薪，無關大局。因為，我們黨政系統的人頭減不下來，就需要收錢，只要收錢，企業成本就不會降低。這其間存在邏輯關系。

　　那么，中國能不能走西方“小政府大社會”的制度模式和發展道路？不能！因為現有的政治觀不支撐，換言之，政治觀不突破，制度設計和權力運行模式就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比如，我們強調的是政治領導和統一領導，突出的還是黨和政府的調節社會的能力，再者中國社會運行遠未進入法治時代，既然是人治、黨治、政府高度干預，那么就必須有相應的組織系統和人力投入。高校建立黨的系統，哪怕校長、副校長一干人等都是黨員，仍然需要另一批黨員來檢查監督，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也要建立黨的組織，都是因此而來，等等。

　　上述分析是否意味著筆者觀點是否定黨的領導，把政府建成小政府？當然不是!依照目前的國情和長期形成的觀念、思維和行為方式，中國復制西方的制度很容易造成社會危機。這里的關鍵是真正產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理論突破化解發展危機，真正研究出大政府的經濟功能，即龐大的政府不是經濟累贅，而是直接創造財富或切實支持企業創造財富的組織。這應當是社會主義理論建設中最現實最迫切的命題。

　　要解決這樣一個命題，沒有新政治觀的支持，斷然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