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鄉界定的混亂、二十國集團、政府職能轉變、共享、系統性風險、節制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黨國英：城鄉界定的混亂直接引起政策指向模糊】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黨國英認為，我國目前界定城鄉的標準比較含混，給相關政策的制定及政策操作帶來不少問題。在行政管理及科層設置上，我國實行“市管縣”制度，“胡煥庸線”以東的人口稠密區幾乎全部歸于某某“市”。在人口登記制度上，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區分了農村與城市戶籍以后，除少數管道(國家招聘、國有企業正式就業、考入公辦大學或專科院校等)外，所有出生于農村家庭的人口，都被稱作“農民”，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習慣上被看作鄉村。在統計制度上，我國把建制鎮以上的大的居民點都看作城市，而農村被稱為鎮的居民點幾乎都是建制鎮，但實際上，一些地區的建制鎮的人口規模要小于一些被稱為行政村的居民點。
城鄉界定的混亂，直接引起政策指向的模糊。目前，我國一系列涉農政策與城鄉界定有關;城鄉界定不科學，給涉農政策的運行帶來了麻煩。我們把鄉鎮以下的基礎設施投入一般列入支持“三農”工作的范疇，但事實上有一大批建制鎮的建成區的居民與農業關系不大。我國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實行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而事實上一些享受鄉村“計劃生育”政策的居民與農業沒有關系。從財政關系看看，我國鄉鎮一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沒有明確規范的分稅制關系，彼此間分享財政收入時常實行討價還價模式，這意味著一大批未取得建制的小城市沒有預期穩定的獨立財政，更沒有自己可以獨享的稅種。如果將大部分有條件的建制鎮改設為合規城市，情形會有所不同。
摘編自《北京日報》
【李永成：習近平全球經濟治理思想為二十國集團注入中國動力】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李永成指出，二十國集團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暢談國際經濟合作的核心多邊機制，在維護世界經濟穩定、促進經濟增長的全球治理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習主席高度重視的問題是，如何讓二十國集團“走得更穩、更好、更遠”，進而使各國人民“對世界經濟更有信心、對未來生活更有信心”？他的全球經濟治理思想便是對這個問題的理論回答，有重要的政策指導意義，為二十國集團注入進一步發展的政治智慧和動力，具體化為三大工作主張：
第一，二十國集團要努力推動各國“采取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創新市場主導型的發展方式，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將互聯互通作為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合作方向。第二，二十國集團要致力于“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維護全球自由貿易旗手的形象，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反對任何可能導致國際市場分割和貿易體系分化的自由貿易協定，推動構建開放、包容、透明、非歧視的全球性、區域性貿易規則體系。第三，二十國集團要推動“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努力建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經濟治理體系安排，敦促有關國家及時落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和治理改革方案，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只有不斷努力做好上述三點，二十國集團才能不負眾望，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器、全球增長的催化器、全球經濟治理的推進器”。
摘編自光明網
【王志剛：政府職能向創新服務轉變需充分激發“人”的積極性創造性】
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指出，加快政府職能從研發管理轉向創新服務，要著眼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這一目標、抓住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關鍵、突出科技和經濟結合這一重點、緊扣激發“人”的積極性創造性這一根本，把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更加充分地激發出來、釋放出來。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斷完善，政府轉變職能越主動，越有利于發揮市場和社會的創新力量，越有利于全社會創新創業隊伍的擴大和總體效能的提高。
要更好營造“生態”履行創新職能，充分激發“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我國已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科技大國，但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創能力仍是重大“短板”，創新活動“見物不見人”等現象仍然存在，根子就在于以人為本的創新觀念還沒有完全樹立、適宜創新的生態環境還沒有完全建立。政府履行創新職能，應加快從具體組織科研活動轉為更好營造創新生態環境，把優化創新生態擺在更重要的位置，牢牢抓住“人”這一創新根本，特別是要充分激發廣大科技人員內生動力和發揮好企業家在推動企業成為創新主體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使科技人員和企業家在創新中更好受益、企業在創新中更多贏利、社會在創新中更快發展，變“要我創新”為“我要創新”，變“小眾創新”為“小眾”和“大眾”共同創新。
摘編自《求是》
【青連斌：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青連斌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全面小康不是一部分人的小康，而是全體人民的小康。是否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根本的標準是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而不是單純用人均GDP指標或者其他什么單一的指標來衡量的。共享發展不是對部分先富政策的否定，而是部分先富政策成功實施后的必然。改革開放后，針對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我們黨率先提出了實施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部分先富本身不是目的，部分先富的目的是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部分先富政策取得巨大成功后，必然更加強調共同富裕，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共享發展的前提是共同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我們黨確定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一步，當然也是我們每個當代中國人的共同事業。每個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都應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盡職盡責，做出自己的應有貢獻。正如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的，必須按照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注重機會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摘編自《文匯報》
【吳敬璉：系統性風險能夠避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指出，我國宏觀經濟部門的負責人都在講話中指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不容忽視的風險，但是總體上是可控的。我認為他們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只要采取正確的措施，系統性風險是能夠避免的。我認為，可以采取的措施較多，其中包括：第一，停止對回報過低或者是沒有回報的項目的無效投資。第二，要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國家的或有負債。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清盤或者在破產保護下重整。第五，盤活“死資產”。
除了采取以上這類堵塞漏洞、釋放風險的措施，還應當輔之以宏觀經濟當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適度的短期調節。這兩類措施的綜合運用，使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為推進改革爭取時間，使改革和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摘編自《北京日報》
【張錫勤：社會有序有賴于社會成員懂節制、能節制】
黑龍江大學教授張錫勤指出，所謂節制，是指在理性的指導下，對利益、欲望、情感等進行控制、調節，使之合理、得當。一個懂節制、能節制的人，必然是一個自覺遵紀守法的人、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能妥善處理人際關系因而受人歡迎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身心健康發展的人。節制并不是遏制、束縛個性，相反，惟有懂節制、能節制，才能使個性在社會準則許可的范圍內得到正常、健康發展。節制也不是提倡做一個生活枯燥乏味、刻板拘謹的人，更不是讓人無所欲求、走向禁欲。節制要求人有節、有度，“從容中道”，恰到好處。 節制的反面是任性、放縱、無度，它們是人失去理性約束、放松自我管控的表現和結果。理性是人生航船之舵。人們一旦放松以至失去理性的引導、約束、管控，走向任性、放縱，就會遭致諸多危害。
今天，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社會利益關系更加復雜。在這種大背景下，拜金主義抬頭，一些人越來越自我膨脹，甚至喪失理性、失去節制，表現為任性、放縱、乖戾。這是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社會輿論有責任提醒人們，要做一個懂節制、能節制的人。社會的文明和諧有賴于社會有序，而社會有序則有賴于社會成員懂節制、能節制。提倡節制、養成節制的品德，應是建設和諧社會、文明國家，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舉措。節制作為一種美德，其全面養成需要有一個過程，我們不妨先從上車排隊、公共場所不大聲喧嘩、不暴飲暴食、不動輒發怒、友善待人等小事做起，逐漸養成習慣，進而形成一種品德。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