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減稅、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等,解除“供給約束”

　　中國經濟在經歷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長之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傂枨笳{整受到越來越多制約。外需增幅無法回至全球金融危機前；消費需求短期也難以大幅提升；投資需求受資源、環境以及政府債務等因素的約束,刺激空間也明顯縮小。但是,如果跳出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決定增長的分析框架,從供給方面著手,就能找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就全部經濟看,供給是需求的惟一可靠的源泉,沒有供給就沒有需求,沒有出售產品的收入,也就沒有可以用來購買商品的支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原本不是問題,但回顧近十幾年來我國歷次調控的結果可以發現,總需求調控之手頻繁出擊,事實上并沒有熨平周期,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放大了經濟的波動,而且使經濟周期越來越短。不僅如此,過往每一輪“強刺激”過后,都難免遺留下大批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和地方政府債務。更進一步講,當經濟政策的眼光被過多地吸引到總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難免造成對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措施的忽視。

　　短期來看,有效需求決定了經濟增長,而從中長期來說,經濟增長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都是為了謀取報酬或利潤,因此對報酬和利潤的刺激會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消除不利于生產要素供給和利用的因素,使生產要素供需達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就能使經濟持續增長。

　　中國經濟受到高稅收、高壟斷、高管制等“供給約束”,一些強勢機構通過人為制造“供給短缺”,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于經濟中的很多領域,這直接侵害了作為需求方的廣大民眾的利益,也不利于需求的釋放和經濟的增長。只要通過減稅、放松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主要的推動力量有三個。一是勞動力供應的擴張,特別是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服務業的大規模轉移(人口紅利和城市化)；二是不斷的資本積累(高儲蓄)；三是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當前,這些推動我國過去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要么逐漸衰退,要么遇到了新的瓶頸。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生育觀念的變化使得我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利率管制、分業監管等金融規制使得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的渠道不暢；研發投入不足、研發效率不高制約了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目前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只有50%多一點,而發達國家在70%以上)。這些因素都會造成“供給抑制”,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通過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減少資本與金融管制,可以提高勞動力的供給量,增加資本積累,逐步解除“供給抑制”,從而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此外,更為關鍵的是要提高生產率,使得經濟增長更多的依靠科技創新。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曾說過:“生產率不是萬能的,但從長遠來看它幾乎是故事的全部。”從1978年到2014年,中國人均GDP可比價增長了17倍,同期GDP可比價增長了25倍,可見,中國人均勞動生產率不是相對上升,而是相對下降了。這說明,我國過去三十余年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的生產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就為長期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勞動者素質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結合方式的改進,而這三方面都要依靠創新才能實現。創新驅動不僅有助于在要素驅動的后期阻止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而且還能為經濟增長集聚效能較高的投入要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