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張琦

　　近年來，“公益性”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場合，凡涉及慈善、環保、扶貧、衛生、教育等領域的活動，常能看到“公益”的身影，這些活動也往往被稱為公益事業。然而，不知從何時起，一種頗有影響的觀點認為，公益事業與市場機制是矛盾的，凡是帶有公益性的活動，就不能采取市場機制。甚至，某些領域和行業經常拿“公益性”作擋箭牌來拒絕市場化改革。這種將公益性與市場機制對立的觀點，其根據歸納起來有以下三種。

　　一是“動機論”。公益行為的動機是“行善”，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市場行為的動機是“逐利”，“利潤掛帥”是市場行為的典型特征，因此公益和市場機制水火不容。應當說，“動機論”有很強的煽惑性，通過占領道德制高點，容易獲得民眾點贊?！皠訖C”是主觀態度，很難檢驗，以“行善”或“逐利”來區分公益行為和市場行為過于簡單。不過，我們完全不必因“行善”動機不夠純粹而耿耿于懷。即便“行善”中摻雜了“逐利”，未必不能產生良好的結果，不妨仍視之為善。

　　二是“結果論”。市場機制的本質，是市場主體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出發點展開競爭，但競爭的結果無法產生公益，因此公益與市場機制不相容。這種論證事實上已把“公益”的概念從事前動機換成了事后結果，這樣一來，“公益”就成了“公平”“正義”的近義詞。但是，“公平”“正義”的含義絲毫不比“公益”更清晰。

　　一個社會有怎樣的公平觀，歸根到底取決于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選擇。不過，如果認為總財富最大化是一種“正義”的話，那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表明，恰恰是市場機制最能實現總財富最大化。退一步講，如果“公平”或“正義”多少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結果平等”，將公平或正義定義為“更加平等”，仍無法否定市場機制。因為公平或正義能通過“市場機制+再分配機制”來實現。公益活動正是再分配機制的一部分，它是市場機制的補充，而不是其對立面。

　　三是“公共物品論”。公益事業和公益活動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而市場無法自發提供公共物品或提供不足，因而具有公益性的領域不能依靠市場機制。通過將“公益”界定為經濟學中的“公共物品”，進而訴諸市場失靈理論，是反對市場機制的各種理由中最有力的一種。可這一推論有許多可商榷之處：

　　首先，現實中許多冠以“公益性”的活動，其公共物品屬性往往很弱。例如，人們通常認為教育、醫療等服務具有“公益性”，并將其歸為“公共物品”，但實際上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服務，都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和競爭性。

　　其次，公共物品無法由市場提供或市場提供不足，并不必然意味著應由政府來提供。政府提供意味著需通過一般性稅收來融資，而這一過程必然涉及再分配因素，從而帶來效率損失，即對該公共物品需求較弱的納稅人補貼了那些需求較強的納稅人。例如，當以人頭稅或累退稅來為高速公路這樣的公共物品融資時，就意味著很少使用這種交通的窮人在補貼富人，換言之，這時發生了“劫貧濟富”的反向再分配。

　　所以，任何公共物品的政府提供，都必然同時涉及效率和再分配兩方面的因素。只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提高大于融資過程中的效率損失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才是“正當的”。

　　最后，公共物品的政府提供，并不意味著必須由政府來生產。可以將公共物品提供和生產區分開來，其理論思路是：公共物品所需費用仍由政府通過稅費籌集，但政府將生產環節“外包”給私人企業或其他非政府組織，向私人部門和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并通過各種手段對公共物品的生產進行監督。在此過程中，除籌資環節外，生產環節完全是市場化的。

　　例如，如果為低收入人群提供食品保障是一種“公益事業”，那么完全可以通過發放食品代金券，讓其到市場上購買食品的方式來進行，無須政府親自組建食品廠來生產。因此，即便將“公益性”界定為“公共物品”，最多也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公益事業的資金可能需要政府通過稅收而非市場收費來籌集。

　　總之，無論從動機、結果還是實現過程出發，“公益性”與市場機制不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