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哲學系豐子義教授：

研究中國問題的三個關鍵詞：全球視野、現實邏輯、內在原因

　　話語的權力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隨意確立起來的，而是在回答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然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如此，它的當代的價值不是自我認定，而是在比較中之中凸顯出來，并在關注現實中確立起來的。可以說，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就是不斷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歷史。離開了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也就封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道路。首先，研究中國問題要具有全球視野。所謂中國問題，一類就是作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普遍的問題，一類是中國自身特有的問題，還有一類是全球普遍面臨的問題。因而，現在講中國問題，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中國面臨的問題，就不光是中國性的，而且是世界性。所以，今天研究中國問題，應該有一個全球視野，有世界歷史的眼光。第二，研究中國問題應當關注現實邏輯。所謂邏輯，一般分為主觀邏輯和客觀邏輯。主觀邏輯，是指邏輯學或形式化的邏輯，而客觀邏輯是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與趨向。從現實邏輯來理解和把握中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論。在哲學史上，很多學者都談到這一方法了，黑格爾很早就提到這個方法論，并討論了現實與必然性之間的關系。后來，迪爾凱姆提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事實的，而真正的社會事實是能夠反映社會本質的一些事實。回到當代中國的情況，一方面，我們要弄清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何去何從，要把握一個大趨勢。另一方面，中國發展的新常態與舊常態之間的變換關系，挖掘其中的內在邏輯。第三，研究中國問題產生的內在原因。在這個中國現實邏輯的發展過程中，有些問題的產生是必然的，也就是天性中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問題的產生并不代表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樣一來，中國問題中的有些問題是合理的，有些不一定是合理的。由此推論，涉及社會發展的代價問題，就需要回答哪些代價是必要的，哪些是代價不必要的。從這些層面來把握，可能更有助于解決問題。

　　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理論視野》雜志社社長張琳教授：

遮蔽中國問題造成了哲學的失語

　　哲學在當代中國表現出一種失語，跟我們自身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的。我們要么把中國問題純思辨化，要么把它西方化，這些方式遮蔽了中國問題，將它虛無化了。話語權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面對中國問題、解答中國問題當中獲得的。對此，有兩個方面需要去努力。第一，話語的轉換問題。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入中國就是從解決中國問題開始的，從中國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問題不停地在轉變，我們的話語體系也要發生改變。第二，語境建設問題。話語離不開語境。所謂的語境，一個是語言的語境，一個是情景的語境。我們應該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傳入中國的不同途徑，它們背后是不同語境的過濾。這些語境過濾如何形成了我們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對途徑的反思。此外，馬克思主義哲學來到中國以后面臨一個什么樣的文化環境，它和馬克思所產生那樣一個文化環境有什么樣的差別，這些都需要進行研究。再有，我們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它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它不是一個唯一絕對的。我們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往往忘記了對理解的反思。所以，語境建設需要對我們傳入的路徑進行反思，對我們的文化背景進行反思，對我們的理解進行反思。

　　中央黨校哲學部原副主任侯才教授：

重塑主體性是拯救現代性危機的最緊迫課題

　　探討當代中國哲學的話語權問題離不開哲學的一般發展特別是近代以來所開啟的哲學轉型這一大的歷史背景。王國維在1907年曾提出“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一著名的哲學悖論。他將“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純粹之美學”等內容歸于可愛不可信者，而將“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美學之上經驗論”等內容歸于可信不可愛者，表達了哲學的某種分裂及其給自己帶來的“煩悶”。實際上，王國維所提出的這一悖論正是對哲學轉型的一種反映：傳統的形而上學因其將形上與形下、超驗與經驗、抽象與實證即可愛者與可信者二重化，而注定行將終結了；而如何使可愛者同時也可信，使可信者同時也可愛，即將形上與形下、超驗與經驗、抽象與實證等彼此貫通和統一起來，也就成為最大的世界性哲學課題。對于哲學轉型已有各種不同的描述。我個人理解，其表現形式是認識重心由世界轉移到人即由“實體”轉移到主體，其實質、核心或內在邏輯則是由作為世界本原或最高統一性的所謂“存在”轉移到主體性。黑格爾在《德國唯心主義始初系統綱領》中明確地提出“我要從自然邁向人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這種哲學轉型的內在邏輯。在西方，主體性原則的蒞臨始于笛卡爾哲學（黑格爾認為，笛卡爾哲學通過訴諸主體性，開啟了一個哲學的新時代），至費希特哲學臻于完善。爾后，則逐漸進入對主體性原則的反思乃至解構階段。在中國，主體性的真正覺醒和確立大致始于新文化運動前后。思想家們在此期間，鮮明地提出了“人即天”（康有為）、“意自在，故我自在”（嚴復）、“立人”（魯迅）、“貴我”（青年毛澤東）等主張，從而構成了認識重心由自然轉移到人、由對作為世界最高統一性的“道”轉移到主體自身的主要標志。在改革開放以后，通過主體性、人性、異化和人道主義以及實踐唯物主義等討論，中國哲學達到了對主體性的進一步的自我意識和理論自覺。在現階段，應該說，這種哲學轉型仍然處在過程中。哲學轉型給哲學自身所帶來的最大變化，是“存在”的遺落和主體性原則的統攝乃至絕對化。近代以來，伴隨社會轉型，在實踐上人在總體上真正成為感性或經驗世界的主體，在哲學理論上主體性成為現代性的根基、底蘊和主導原則，從而徹底取代了“存在”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說，現代性存在某種危機，從根源上或實踐上說是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發生質變和惡性膨脹甚至異化的結果，那么從哲學理論上說，則是主體性原則被絕對化的結果。因此，拯救現代性危機或引領現代化順利發展，對于當代中國哲學提出的最重大、最緊迫的課題，就是重塑主體性，或構建一種合理的主體性，并以此為基礎來重構整個當代中國哲學。基于對現代性危機的警醒和反思，一些當代哲學家特別是“后現代”哲學家主張解構甚至徹底摒除主體性。但是，如果承認主體性原則是現代化的本質規定和底蘊，那么，只要現代化過程尚未終結，主體性原則的歷史作用就不會終結。而且，必須明確，揚棄主體性和主客二分的真實路徑存在于主體自身之內而非主體之外，因此，消除主客二分和對立、走向人與自然的統一，并不能規避和逾越主體性這一必要環節，而只有通過揚棄它才能夠實現。這里所說的需要重塑或構建的合理主體性，是指能夠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的主體性，也就是說，是能夠體現人真正成為自身需要和欲望之主人的主體性。康德曾提出，哲學要為理性立法，成為理性的立法者。這無疑是對主體性內涵的一種深刻的揭示和界定。但是，在今天看來，這種界定或許還需要某種修正和補充：哲學不僅要為理性立法，更應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哲學不僅要成為理性的立法者，更應成為需要和欲望的立法者。唯有如此，人才不僅能夠真正成為自然和社會關系的主人，而且，也能夠真正成為人自身的主人。為了重塑或構建合理的主體性，必須挖掘、汲取和借鑒中國傳統哲學的相關資源。海德格爾曾斷言，轉變現代技術世界即拯救現代性危機“不能接受禪宗佛教或其他東方世界觀發生”，而只能“求助于歐洲傳統及其革新”。這無疑是徹頭徹尾的歐洲中心主義，必須加以堅決的摒棄。